改革，向邓小平学什么？

当年邓小平开启改革伟业，持一种理念，用一队干将，开一种方式，迅速打开局面，将中国带出「濒临崩溃」的泥潭，表现出政治领袖的大智慧，很值得今人效法。

8月中旬，中共高层一结束15天的暑期休假，活动的频率便明显加快。在此之前，人们广泛议论的所谓「北戴河会议」并未举行，倒是暑期休假后中共领导人的一系列活动，可以让人从中窥见中共高层在休假期间为下步执政所做的一些准备。

高调纪念邓小平意义深远

北戴河休假不开会，不集体办公，这是上届中共高层定下的规矩，这一届也没变。但今年北戴河休假期间，中共高层以「个别酝酿」方式主要讨论了这样几件事：一是将在反腐中配备、使用干部以填补受审查高中级干部空缺岗位的工作纳入常规性、制度性轨道，提出跳出行政区划的局限，注重从全域、全国范围内挑选调配干部，以适应当前反腐和今后在较大范围内调整干部的需要，四中全会前后的将要作出的一些重要人事安排（例如对「贪腐重灾区」山西等几个省的省委主要领导职务的调配等）。二是当前推进全面深化改革的总体形势及其存在的突出问题，解决问题的有效办法和举措。三是中央政治局向四中全会的工作报告草稿的修改意见。四是为在中共中央纪念邓小平诞辰11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定稿，与讲稿起草组人士商讨修改意见。

这四件事中，中共领导人非常重视对纪念邓小平诞辰110周年的讲话稿的修改。中共领导人提出，这个讲话既要讲清楚邓小平理论对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关系，更要特别突出邓小平这位党的伟大领袖不同於前人的突出政治特质，结合我们今天执政的新任务、新使命和推进全面深化改革的新形势、新要求，鲜明提出我们今人要向邓小平学什么的那么几条；要讲点新话，表明我们这代人对伟人邓小平的新认识，也表明我们在继承和发展邓小平理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上所要争取达到的新境界。去年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我们对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概括出了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独立自主这三个基本方面，表达出了我们这代人对毛泽东思想的新认识和继承毛泽东思想的新举措。纪念邓小平的这个讲话，要着眼於解答「向邓小平同志学什么」的问题，表达我们执政的新认识、新思维和新行动。

据参加起草讲话稿的人士透露，中共领导人对这个讲话提出向邓小平学习的6个方面即--坚持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的崇高品格；对人民无比热爱的伟大情怀；坚持实事求是的理论品格；不断开拓创新的政治勇气；高瞻远瞩的战略思维；坦荡无私的博大情怀--给予赞赏，认为这是对邓小平理论的具体化、人格化的精彩描述，深化了对这个奠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基础的理论的认识，树立起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政治形象。中共领导人特别对上述6个方面中的「不断开拓创新的政治勇气；高瞻远瞩的战略思维」予以高度评论，指出这在评价邓小平这位政治伟人上讲了前人未讲过的新话，是对他领袖风范的新发现新概括，更是我们这代人执政不可或缺亟待具备和提高的基本政治要素。
有观察人士指出，中共高层高调纪念邓小平诞辰110周年，不仅因为邓小平实际上是与中共第一代领导人毛泽东有同等地位的第二代领导人，更因为邓小平是决定中国前途命运的改革开放事业的开创人，在当下新一轮改革全面展开并进入「深水区」开始遇到强大阻力的时候，借纪念邓小平鼓舞斗志凝聚人心明确方向奋力前行，可能会大有裨益。

观察如何推进深化改革的机会

即将於10月上中旬间召开的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为人们观察中共高层提供了一个极佳的机会。值得注意的一个现象是，尽管四中全会因其讨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议题而在执政党史上被列为「首次」故而为人们所重视，但人们对这次会议到底能不能在「依法治国」上作出「真枪真刀」的改革动作都普遍表示怀疑。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中专设「推进法治中国建设」的内容，虽然其中不无一些有助於实现司法相对独立的改革举措，如推动省以下地方法院、检察院人财物统一管理，建立与行政区划适当分离的司法管辖制度等等，但是这些改革举措远不足於满足实现依法治国的制度性需求，最关键的，是这些改革举措大都仅仅局限於解决司法这个单一领域内的问题，而不是针对那些影响和妨碍依法治国的那些更带有根本性的制度、体制及意识形态的大问题--事实证明，即使仅仅属於司法领域内的一些「微型改革」，如果缺少在制度、体制这种大环境下为实施法治所进行的改革的有力支撑也是寸步难行的。

据透露，四中全会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议题，大概强调的主要是这么几点：一是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不断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进程；二是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加快建设法治政府，坚持法定职责必须为、法无授权不可为原则，决不允许任何组织或个人有超越法律的特权；三是推进公正司法，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加快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司法制度，完善人权司法保障制度，严惩司法腐败。中共领导人在庆祝全国人大成立60周年大会讲话中也表达了他关于法治国家的一些看法。总的看，上述这些都没有触及到那些分歧大、矛盾深但却从根本上影响法治水平和品质的重大问题。

有谘政人士指出，执政党往往需要的是以法律为工具维护政治稳定、社会秩序的「法制」，而非「限制权力保障权利」的「法治」。全然不知「绝对权力」体制「哺育」出的「贪腐大老虎」已将所谓「党的自我净化能力」破坏殆尽，如若不是依靠新一代中共领导人敢担当善谋略有作为这种幸运，恐怕执政党「自清门户」的气力都已没有了。

有参与高层决策的谘政人士分析，四中全会「研究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这扇「大门」，在很大程度上是大力反腐打出周永康、徐才厚等一批「大老虎」给「敲」开的。敲开了大门，如果不能深入进去，依然不触及、不改革制度、体制的根本弊端，那么反腐能否做到「除恶务尽」是一个问题，反腐能否为全面深化改革、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打通道路就更为可疑了。不是不存在这种可能性。如果放眼看去，不仅四中全会存在议题不能深入、依法治国方略重复「空转」老调的问题，眼下已经按中共三中全会改革决定提出的 「60项改革任务」要求先后展开的近40项改革，都程度不同地存在「改不动」、「改不大」、「改不长」、「改不深」、「改不实」、「改变形」的种种问题。中共高层不久前在中央「深改组」四次会议上强调改革要「实施方案要抓到位，实施行动要抓到位，督促检查要抓到位，改革成果要抓到位，宣传引导要抓到位」，就是为解决这些问题提出的。能不能管用，暂且不论。新一轮改革会遭遇大的困境，这是人们预料之中的，官僚集团利益固化的藩篱、意识形态的传统观念束缚和改革停滞、不彻底造成的体制机制顽疾对改革所构成的障碍，确实比30多年前开启的那场改革所面临的难局要严重的多。然而，如果从执政高层推动改革的角度看，当下改革所遭遇到的难题和困厄，在一定意义上说，是与当下改革所采取的一些方式方法相联系的，也即是说，如果改革的理念及所选择的方式方法对头，改革的风险和难度会大大降低，改革的障碍也不会像「硬骨头」、「深水区」那么难对付。在这方面，就非常需要学习和借鉴邓小平的改革智慧。

邓小平的政治领袖大智慧

一位当年有更多工作机会接触邓小平并对这位伟人有深入观察的人士认为，当年邓小平开启改革伟业，持一种理念，用一队干将，开一种方式，迅速打开局面，将中国带出「濒临崩溃」的泥潭，表现出政治领袖的大智慧，很值得今人效法。

所谓「持一种理念」--邓小平的大智慧，并不主要表现在他雄才大略超人胆魄上，而在他对领袖、政党作用及权力等等有限性、局限性的清醒认知和据此采取的行动方略上。改革之初，邓小平在总结中共执政得失的历史经验时说过一句很精辟但却已被许多人忘记了话，这就是：我们过去做了许多蠢事，管了许多管不好也管不了的事情。邓小平从不认为政治领袖、执政党「全知全能」，而是认为天外有天，人外有人，「人才可贵就在於他们有我们没有的高明本事」，「老百姓可爱就在於他们有解决我们解决不了的问题的智慧」，「权力都集中在一人或少数人手里早晚会走绝了路」。持这种理念，改革伊始邓小平就注重向下、向基层「放权」、「分权」，注重发挥社会和民间的力量，发挥人才和市场的力量，让人们解放思想，去试去闯。市场经济就是排斥大权为一人或少数人独揽，让每个人当家作主的经济，就是执政党「管不好也管不了」，一旦放开就能在自由竞争中解决吃穿住用行等等一切生存发展问题的经济，市场经济这种与苏式社会主义格格不入完全对立的事物能最终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结成一体，那么大那么多的障碍被跨越，难道与邓小平所持的上述理念没有关系？执政党多年的执政实践证明：在无战争条件下，办坏一切发展大事的总根源是独揽一切权力的政治体制；办好一切发展大事的总「抓手」是放权、分权，而还权於民以至依法制权、依法限权则是办成中国更大发展好事的必由之路。邓小平持上述理念做了放权、分权两手，让中国大变模样，后人能得其理念及精神传承在政体改革上多做几手、跨过改革障碍将中国领上现代文明繁荣富强之程吗？很值得期待。

所谓「用一队干将」--邓小平的大智慧，还表现在他能发现和使用人才，敢把他们安排在打开局面、创造发展空间的关键位置上，有一支得心应手效命改革的「能臣干将」。胡耀邦、万里、习仲勋、胡启立、任仲夷、方毅、谷牧、田纪云、张劲夫等等，这么一批优秀出色的治国理政的才俊，他们的理想主义胸怀，洞察天下大势的眼光视野，善於谋略的过人才干，勇於担当的精神气质，洁身自好的崇高情怀，将改革中的种种风险、障碍一一排除化解，为中国开辟一条走向现代文明进步的崭新道路作出了开创性的历史贡献。有没有这批优秀人才，对改革能不能顺利开展并达到预期目标至为关键。邓小平能在文革浩劫之后从破败潦倒的干部队伍中集结起这么一支「精兵强将」投入改革之用，若没有大智慧是难以想像的。今人都仰慕邓小平「高瞻远瞩的战略思维」，其实最能代表邓小平战略思维的是他的「人才观」，他曾经把「能不能多出人才」当作观察和判断一个国家是不是兴旺发达的主要标准之一，与经济、社会、文化、政治等重大指标放在等量齐观的位置上。可以不客气地说，当下改革遭遇和即将遭遇到的种种难关，与推进全面深化改革缺少「精兵良将」、「猛士俊彦」有很大关系。屈指数来，改革意志坚强的中共领导人麾下有多少像当年那样一批勇於改革善於改革的高端人才？有多少像任仲夷、项南、周惠等那样一些敢于突破禁区、开创改革新天地与中央改革意图相呼应的「地方大员」？这些年来，改革停滞倒退，权重利厚「无法无天」的官僚体制积弊成灾，干部队伍中利禄钻营、品劣行秽、算计精明之徒得志者多，志存高远、品行端正、才智杰出之士失意者众，重启改革之际，才发现这些年改革的最大失败是没有培养造就出人才！这个教训一定要记取。当下，采取特殊政治方式招徕天下英才，尤其要放开眼光从体制外撷取，尽快集结起一支愿为改革效命、有远大抱负和杰出才干的干部队伍，在全面深化改革改革的各个方位和环节上大力进行「人才投入」，依靠人才「破冰突进」，可能有助於跨越和破除改革的大障碍。
据透露，四中全会之后，中共高层很可能要对全国省、部一级干部进行一次较大规模的交流调整，意在将那些德行正、能力强有改革志向的干部安排到重要岗位上，淘汰一批低能平庸干部。这是执政高层打造一支改革中坚力量的大好时机。

所谓「开一种方式」--邓小平的大智慧，也可以从他敢于和善於打通官民间、上下间、体制内外间的交流互动沟通的关系管道、形成改革合力的政治操作上得到见证。邓小平的改革时代，也是一个政治开放、政治互动非常活跃的时代，社会低层的改革试验和探索得到执政高层的认同转变成高层改策，执政高层的改革意向得到社会民间回应顺利投入实践，许多改革难题由此得到破解，许多聪明的主意、办法和成功由此在执政高层的意料之外令人惊喜地出现。农村家庭联产承包制这一农民的创造坚定了邓小平的改革信心，私营企业「傻子瓜子」年广九的废存之争启发了邓小平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的改革灵感；乡镇企业的崛起，孕育市场经济新体制的「双轨制」。所有这些新生的改革事物都是在这种政治开放和政治互动中产生出来的，而邓小平就是这种政治开放和互动的开创者，胡耀邦、赵紫阳则是其最重要的实践者和推动者。在封闭保守、等级森严的旧政治体制存在的条件下开创出这样一种政治开放、互动的方式，满足了为改革提供强大政治支持的客观需要，增强壮大了执政党内改革派的实力，有力遏制了党内保守势力对改革的阻挡和扼杀，更为执政党赢得了丰沛的执政资源，具有多重良性政治效应。 

当下改革，执政党和体制内的动力明显不足，而民间社会对深化改革的高度热情和强大智慧却又难与执政党的改革动作呼应合流，中共领导人也迫切需要「广大干部群众共同为改革想招、一齐为改革发力」，当此之机，何不效行邓小平，实行政治开放（前提当然是「舆论开放」），打通体制内外、官民和上下互动沟通交流管道，引来源头活水以救全面深化改革难以前行之弊呢？这件事干得如何，会决定这一轮改革的前途命运。

编注：本文由香港《镜报》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