镜报：中国对日「攻心」连环手

在「九三」讲话中，习近平以两个「坚决」和三个「决不允许」宣示了中国对历史的捍卫态度，并向日本右翼发出严厉批评。中共第五代领导核心同时也表示，中国政府和民众愿意「推动中日关系长期稳定健康发展」，并强调「牢记历史并不是要延续仇恨，而是要以史为鉴、面向未来。」

今年9月3日，中国官方高调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9周年，中央七名常委全部出席。在非「逢五逢十」的纪念日启用如此高规格，为近30年来罕见。此前，中央也以超高规格纪念了标志中日战争全面爆发的「七七事变」纪念日，国家主席习近平等领导人出席仪式并发表讲话。

从「国仪」的变化，不仅能看出中国高层对日政策的新框架，也可察知在「中日博弈」之外的更高层面考量。

高规格纪念的内外考量

今年2月，中国首次以全国人大常委会表决的形式，确立了「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此前，该纪念日只是以政令形式固化。舆论普遍认为，将纪念日上升为国家意志，在法理层面更加权威，也更能体现制度性安排。

与「抗战胜利纪念日」同时通过立法确定地位的还有每年12月13日的南京大屠杀国家公祭日。8月底，全国人大常委会又通过了关于设立烈士纪念日的决定，以法律形式将9月30日设立为「烈士纪念日」。

从「国家公祭日」到 「烈士纪念日」，从日本天皇颁布停战诏书的「八一五」到日本签署投降书的「抗战胜利纪念日」，加之对日本侵华两个重要时间节点--「九一八」和「七七」的例行纪念，一整套完整的「抗日战争纪念日体系」在今年基本形成。

放眼国际，许多国家都有与之类似的法定节日。如欧美国家的二战胜利纪念日，波兰、以色列等国的大屠杀纪念日，美国、英国、加拿大等国的阵亡将士纪念日，连日本以战争加害者的身份也有所谓的终战纪念日等。

中国提升相关纪念日的规格，是应时而为，具有多重意涵。从客观讲，原有纪念体例与中国在二战后国际秩序的话语权地位已不匹配，「抗日战争纪念日体系」的建立实际是一种「归位」。从主观讲，高调纪念抗战胜利，表明了中国积极参与国际二战历史建构的姿态，有谋求更多议程设置权之用心。此外，应还有基於政治现实的考虑，通过参与国际历史叙事和强调中国在浇灭战火中的贡献，可展示和平及负责任大国的形象，提升自身发展的道义基础。

过去中国的政治性节日，是以「人民解放」作为主要序列，从中共建党、建军到建政，针对国内革命纪念者多，而针对对外战争纪念者少。而仅在今年7月至9月上旬，中国就公开纪念了四场战争，从全民族抗战爆发77周年，到中日甲午海战120周年，到一战爆发100周年，再到「九三」抗战胜利纪念日等。
有评论认为，有关抗战的纪念已成为举国性的重大政治活动，表明中共在意识形态上逐渐确立了新的范式，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置於同等地位。此外，政治观察人士还注意到，「七七」纪念及抗战胜利日仪式显示出，中共将执政合法性与二战遗产紧密结合起来。

官媒《人民日报》在「七七」社论《历史悲剧决不允许重演》中，将77年前爆发的中国全民族抗战定义为「开辟了世界上第一个反法西斯战场」、「中国共产党吹响了抗击外敌的第一声号角」，并指「在此民族危难之际，中国共产党秉持民族大义，担负起民族救亡的历史重任。」

在习近平的「九三」讲话中，对中共的作用也进行了新的定位--「中国共产党的中流砥柱作用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的关键」。与之并列的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伟大民族精神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的决定因素」，和「全民族抗战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的重要法宝」 。

媒体解读指出，习近平的「九三」讲话，重新强调了「抗战精神」--「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视死如归、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不畏强暴、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百折不饶、坚韧不拔的必胜信念」。

中共党报观察员的解释是，高调纪念抗战，「是力求进一步增强国家的凝聚力和认同感」。并称近段时期以来，内地核心价值观的宣传密集升温，「其中国家层面的『富强』、个人层面的『爱国』，都可说与抗战精神紧密相连。」

也有分析认为，对民族独立相关纪念日的系统化和升格化，以及强调中共对国家及民族利益一以贯之的巨大贡献及「民族先锋」作用，表明中共趋向将执政合法性建立在爱国主义而非只是政治革命的正义性之上，显示了关于执政合法性论述的调整动向。

中国新领导层把抗战纪念置於更大的框架下表述，还有冀此凝聚包括海峡两岸在内的全民族记忆的用意。

在今年纪念「七七」时，官方措辞一改此前通用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而对外示以正式名称「全民族抗战爆发77周年仪式」，即有此意。此外，今年「七七」及「九三」的纪念现场都特邀国民党老兵参加，也显示了抗战纪念背后「国共趋同」的思路变化。

有学者分析说，海峡两岸、内地和香港现在围绕国家和身份认同产生了一些分歧，通过高规格活动阐述历史，也可令众人看到一个民族只有团结、统一才能发展。

对日攻心 刚柔相济

接连高调纪念抗战，在中日关系时局背景下，「敲打日本」自然是核心用意之一。但中国高层的「敲打」并非一味言语示强，而是在亮明立场和底线之后，为双方修复关系留下回旋空间。

在「九三」讲话中，习近平以两个「坚决」和三个「决不允许」宣示了中国对历史的捍卫态度，并向日本右翼发出严厉批评。他说，「我们将以最大的决心和努力，同世界各国人民一道，坚决捍卫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成果，坚决维护战后国际秩序，决不允许否认和歪曲侵略历史，决不允许军国主义卷土重来，决不允许历史悲剧重演。」

中共第五代领导核心同时也表示，中国政府和民众愿意「推动中日关系长期稳定健康发展」，并强调「牢记历史并不是要延续仇恨，而是要以史为鉴、面向未来。」

日本媒体解读认为，习的讲话一方面牵制了日本，同时也释出了中日关系有缓和转机。这是自去年12月安倍参拜靖国神社以来，中国最高领导人首次在公开场合谈及改善中日关系。

而改善关系也是有前提条件的，即「在中日四个政治文件（1972年《日中联合声明》等）的基础上」。这一内容在习的讲话中被明确重申。

「七七」及「九三」的两篇讲话，对未来一段时期的中日关系具有纲领性意义。不过要更全面地理解中国领导人对日的政策意图，则不仅要看公开场合内的政治宣言，还要看不同场合下的具体行动。

到目前为止，中国新一届领导层在对日关系上打出了三张牌。这些牌的打法和出牌时机是研判中国对日思维的很好参考物。

第一张牌是「历史牌」

近几个月来，中国发起了一系列对外揭露日本战争罪行的官方行动。自7月3日起，中国中央档案馆在其官网以每日一份的速度公布了45名日本侵华战犯亲笔供词和相关档案资料，供社会查阅。这是中央档案馆首次在互联网上公布完整的笔供。

8月下旬以来，中国国务院公布了首批80处国家级抗战纪念设施、遗址名录；民政部公布了第一批300名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名录等。

抗战的标志性地点也在集体行动。如哈尔滨日前启动了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遗址核心区域的细菌实验室等清理工作，拟於明年对外开放。又如江苏省正面向该省中小学生发放《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读本》，小学分册已在9月1日进入课堂，未来几个月内还将出版面向初二及高二年级学生的分册。

中国官方近期在诉诸史料上的努力，一方面是加深内地民众对史实的认知，另一方面也是向外界解释中国为何对日本军国主义的复燃具有强烈的警戒心，因为当前日本右翼政客的行动与历史有一脉相承的联系。

以上连环手，也是回应习近平在「九三」讲话中不惜篇幅所强调的，「在事实和公理面前，一切信口雌黄、指鹿为马的言行都是徒劳的。黑的就是黑的，说一万遍也不可能变成白的；白的就是白的，说一万遍也不可能变成黑的。」

按照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副馆长李宗远近日撰文的说法，「在历史认识问题上，我们必须打『历史牌』，要做到时时打，天天打，年年打，只有打到日本彻底承认侵略战争罪责和真诚道歉为止，否则中日关系不可能沿着正常轨道发展下去。」

李宗远的话意有所指，「在日本国内，甚至在中国，有些人认为处理中日关系时，不要打『历史牌』。」而李认为，「历史牌」必须「常打不懈」。

第二张牌是「联合牌」

把视线向国际舞台扩展则可发现，中央高层近期的外交行动中也嵌入了不少相关议题。7月初，习近平在访问韩国时批评了日本军国主义对中韩发动侵略战争的行径，并提议中韩明年共同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年中时，中国和俄罗斯也达成决定明年一同举行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活动。

德国总理默克尔今年的访华时间也巧合安排在「七七」前夕。有评论认为，中国是在寻找「以史为鉴」盟友。中国总理李克强在会见默克尔时，的确谈到了「以史为鉴有助於更好着眼未来，更加珍视和平」的话题。这种政治安排一定程度上支持了中国在涉日议程方面的设置。

第三张牌是「对话牌」

近段时间中日关系「逆风」虽劲，但中国也一直在保持对话管道的畅通。

6月下旬，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在北京会见了日本国土交通大臣太田昭宏。7月，日本前首相福田康夫低调入京与习近平会晤。据福田康夫在东京演讲时称，双方对日中关系持有相同的危机感，中方表达了改善对日关系的意愿。

从中国角度看，福田是「老朋友」，同时是中国重要的对日政界人脉。而同样具有广泛人脉的李小林，也将在9月下旬和10月上旬先后访问大坂和东京展开协调。

李小林是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会长，她还是前国家主席李先念之女，被认为与习近平关系密切。她此行估计将会为打破中日关系僵局摸索铺路。「红二代」可说是一个比较特殊的对话管道，也是近期中日破冰模式的一种新探索。

中日关系解冻须拓新路

中日关系的融冰迹象近日已有所显露。8月上旬，中国外长王毅在缅甸与日本外务大臣岸田文雄举行了深夜会谈。这是自2012年12月安倍再次上台以来，中日外长首次展开对话。双方均未透露会谈详情。可知的消息是，双方「用了很长时间，慢慢谈话」，及「以此为契机，希望推动两国改善关系。」

王毅事后被问及中日关系是否正在改善时回答说，「见跟不见都是个形式，关键是有没有意愿改善跟中国的关系。」这句话中有两个关键字可作延展解读。一是对日方「意愿」的评估，「承认钓鱼岛是争议地区」及「日本首相停止参拜靖国神社」仍是两个主要指标。

二是见面「形式」。11月北京将举行亚太经合组织(APEC)会议，届时「习安会」达成与否都是一种形式。未达成，说明中日关系没到解冻时机。而达成，首脑见面也有多种形式，有正式会谈，也有贵宾室的短暂交谈，还有「走廊外交」、「电梯外交」等，这要视中日双方的妥协程度而定。

日本近期也在主动向中国靠近。据日媒报道，安倍内阁改组后启用对华持友好态度的自民党干事长谷垣祯一及总务会长二阶俊博，期待二人展开议员外交。
有日本政府相关人士对此评论道，「为了迎接APEC，两国的氛围有所改善。但即使首脑会谈得以实现，能够取得的成果恐怕也将仅止於『举行过（会谈）』而已」。

这种说法看似悲观，却道出了中日关系回暖之路将崎岖漫长的实情。当下中日矛盾的主要爆点是钓鱼岛和历史正义问题，这背后还累积着更复杂的权力转移、民族主义相互刺激等问题。随着近年来中日实力对比发生逆转，导致战略相持和激烈对冲期来临，双边竞争性因素比以往更加突出。持平期的力量对比将延续相当长一段时间，这是中日关系中的一大结构性矛盾。

从现实看，和平主义和经济导向的外交思想对中日关系的解释力正在持续降低。中日关系的良性发展需要找出一条新路。既然双方的政策都是强调政治和安全利益的优先性，那么就应切实加强政治层面的对话。

过去中日之间「政冷经热」的模式已难持续。从中长期看，国家关系的政治框架决定了国家之间经济运行的水平。或者双方能有效利用「政冷经热」的过渡期时间找到彼此认可的问题解决方案，或者彻底堕向「政冷经凉」的深井，后一结果显然不符合中日两国的利益。

《邓小平时代》一书作者傅高义近日就中日和解之道撰文指出，日本少数领导人的道歉「不足以体现一直延续下去的反省」，「为了维持与其他国家的友好关系，对于日本人而言，继续对过去几代日本人所制造的问题表示悔恨是明智之举。」他给中国的提醒则是，「不以武力施压」争议领土等。按照这位美国学者的看法，「改善中日关系会非常艰难，但也没有比现在更好的时候去启动这一进程。」

本文由香港《镜报》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