镜报：改革的阻力与「三座大山」

当下改革的最大障碍和阻力，大致是这么三个：一是权力过重过大并过于集中的政治体制；二是以官僚为主体、依附权力的既得利益集团；三是僵化、陈腐、以「左」为底色的传统意识形态。三大阻力如三座大山，搬不动这「三座大山」，不敢触动它们，全面深化改革最终寸步难行。

2014年最后一个值得关注的政治看点，是12月9日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12月初，中央政治局会议专门就经济工作进行了讨论，确定了2015年经济工作「坚持以提高经济发展品质和效益为中心，主动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把转方式调结构放到更加重要位置，狠抓改革攻坚，突出创新驱动，强化风险管理，加强民生保障，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的总基调，将2015年经济增长速度定为7%，继续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商定落实这些安排的具体办法。

中央政治局在讨论经济工作的同时，还一并就开除周永康党籍、将其移送司法依法处理事宜作出决定，并与政治局会议召开消息同时公布。这种安排，别有意味。开除周永康党籍将其移送司法处理的消息引起的舆论关注，远超人们对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关注；人们对中共高层继续加力反腐「打虎」再次给予激赏和称赞，反而对执政高层讨论来年经济工作释放出的诸多重要信号有所忽略。熟悉高层情况的人士认为，人们关心反腐「打虎」超过对经济的关注度，正是当下形势的一个突出特点，根据这个特点适时采取加大反腐力度的举措，有利於激励正气凝聚人心树立执政党的权威和形象，而这正是当下执政党所最为需要的。

经济「新常态」能否出现？

2014年经济工作的一个观察着眼点是「新常态」。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从消费、投资、进出口、产业结构及组织、生产要素、市场竞争等9个方面对经济「新常态」的描述，的确颇有新意，这既是对2015年经济工作的要求，也是制定第十三个「五年发展规划」的一个「蓝本」。中共高层认为中国经济若能保持这种「新常态」，就能保证实现中国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然而经济「新常态」在2014年则远未出现，增长速度降下来了，而且是否降到底了也未可知，然而经济结构的失衡、创新驱动乏力、经济运行品质和效益的低下却没有大的改善，尤其是实现「新常态」所需要的对造成不可再持续的「旧常态」的那种以「政府主导」、高投入为「模式」的旧体制旧机制的改革未能如期展开，打造支撑和保障经济「新常态」运行的新体制新机制的工作没有进展，也就是说，「改革的红利」基本没有显现。应该承认，已经与既得利益固化为一体的经济体制、机制的改革难度极大，所谓改革的「深水区」、「难啃的硬骨头」，大多集中在这里，这种体制、机制不会轻易退出中国经济舞台，就像代表既得利益的政治势力不会轻易退出政治舞台是一个道理。新一代执政高层不负众望地启动「全面深化改革」，再次在经济体制、机制这个「深水区」启动改革进程，提出「让市场发挥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的主张，应当说都是非常正确的选择。

然而一年多来的实践证明，正确的改革取向不能替代正确的改革方式和路径，以为集中权力、发号施令、体制内自上而下封闭运行、来个改革举措的「遍地开花」就能让正确的改革主张尽快见效，实际上是过于简单了。这种做法，既未抓住重点也未打中要害，并未给经济运行的「新常态」提供任何机会和条件，反而让经济的「旧常态」运行屡屡重演，旧的增长方式、旧的体制机制和强大既得利益集团紧紧「抱团」坚守，一年多来迫使执政高层为维持经济增长不断放大货币投放，淘汰过剩产能和消化房地产泡沫的步伐放慢，「市场出清」频频受阻，地方政府负债规模屡攀新高等等，都是一些很能说明问题的例证。所以，就有令执政高层无法排解的「两难」问题摆在那里：要维持一定速度的经济增长就不能「转方式」、「调结构」，而要「转方式」、「调结构」就无法维持一定速度的经济增长速度。到目前为止，勉强用扩大货币投放增加投资规模来维持的经济增长，大都是维系旧体制、旧方式、旧结构的增长，对「新常态」是「负能量」。 

国务院一个机构的负责人说，执政高层把他们面对的中国经济形态，称为「经济增速换挡期、经济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的「三期叠加」，曾打算在两年内通过实施改革顺利渡过这种形态将中国经济引上「新常态」。现在看，两年时间不够，2015年能不能行，取决於改革方式和策略能否作出新的选择及调整，能否「狠抓攻坚」真正推动经济体制、机制实现根本性转变。这是2015年经济工作的一个「重项」。

有研究人士向中共高层提出一种判断：中国的经济总量在接近美国，但是中国的经济发展品质却与美国的距离有越拉越大的趋势，双方间经济增长方式的优劣差别愈加突出，这种状况如不能尽快改变，中国在未登上经济总量世界第一宝座之前就从高峰跌落不是不会发生的。现在中国经济正处在一个非常关键的转变节点上，「新常态」能不能出现是一个标志。

改善民生不抓紧就来不及了

民生改善的状况是人们观察经济形势的又一个着眼点。在这方面，新一届政府的确做了不少实事，然而平心而论，由於多年来政府对民生改善的欠帐太多，2014年中国民众在住房、医疗、教育、就业等等方面得到的实惠只是杯水车薪而已，财政在这些方面的投入增长有限，城乡居民收入的增长幅度不大，收入分配差距拉大、分配不公的趋势没有得到遏制，人们的满意度不高。年中决定的「央企负责人薪酬制度改革」，已拖到2015年进行；上届政府拖了近十年直到届满之际才勉强推出的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到了本届又要重新设计重新启动，但一两年内恐怕不会实施；具有「实现公平正义」指向的财税体制改革已有方案，但何时展开尚未确定；在经济增长、经济结构与公平合理分配之间，尚未建立起相互协调促进的有机联系。在这种情况下，2014年民生的改善乏善可陈就是可以想见的了。

这种状况，不可避免产生三种相互联系的不良效应：一，影响人们对新一轮改革的认同、支持和参与；二，收入差距过大造成高储蓄、低消费，导致国内消费需求无法带动经济增长，只能更多依靠出口或者政府投资来拉动增长。而在未来出口形势愈加不利的条件下，依靠政府投资拉动经济增长就成了唯一选择。而由此一来，产能过剩加剧，结构失衡加重，品质效益和资源环境状况恶化，经济最终走向衰退停滞，中国将有很大可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三，引发社会和政治动荡，冲击执政党的权威，激化社会的、经济的和政治的多种矛盾造成冲突「共震」效应，将社会拖入灾害性状态。对此，中共高层并非没有清醒认识，他们提出2015年的经济工作「要加强保障改善民生工作，更加注重保障基本民生，更加关注低收入群众生活，更加重视社会大局稳定，特别要重视做好就业和扶贫工作」，说明对改善民生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有充分认知。在他们看来，「改善民生的许多事都刻不容缓，再不抓紧做好，就来不及了」。中共高层内都倾向於认同这样一个判断：2015年是一个经济充满不确定性的年份，经济增长能「托住底」已属不易。

「三座大山」并非可轻易消除

关注国内政治走向的人士指出，2015年的经济、社会和政治都存在不利於平稳健康发展的因素，能否争取到一个较好的发展环境和条件，关键要看「全面深化改革」能否产出「红利」而得到实质性推进。但是实际情况却不乐观。只在经济领域，2014年提出的改革举措不能说少，但是真正干起来并略见成效的，除去那些枝枝叶叶小修小补之类的技术性改革小动作外，也不外乎是减少行政审批环节和项目、一些中小城市放开户籍管制等很少几项改革，而那些涉及经济体制、转方式调结构、打破国企和行政垄断、土地制度、促进民营经济、建设「市场发挥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的环境的重大改革，却几乎都遭遇到一出台就搁浅的境地。「全面深化改革」的其他领域，情况也大抵与其相仿。这种状况，与胡温一代在执政之初推动经济体制改革结果落入「不进不退无疾而终」的陷阱的情况非常之相像。在「改革元年」新一代执政领导人执坚披锐强力推动的情况下，改革尚且出现这种状态，如果再拖下几年，新一轮改革是否也会像胡温十年那样「风流云散」无踪可觅了？所以，现在就要重视如何防止改革停滞中断的问题，就要找准改革的主要障碍和阻力，有针对性地采取措施予以排除。

几位在中共中央机构担任要职的干部私下分析，当下改革的最大障碍和阻力，大致是这么三个：一是权力过重过大并过于集中的政治体制；二是以官僚为主体、依附权力的既得利益集团；三是僵化、陈腐、以「左」为底色的传统意识形态。三大阻力如三座大山，搬不动这「三座大山」，不敢触动它们，全面深化改革最终寸步难行。新一代执政领导层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出台并力行「八项规定」、强力反腐、成立中央「深改组」、宣导求取价值信念「最大公约数」和改革共识的「中国梦」。所有这些，都对「三座大山」有所触动和冲击，都为重启改革进程、开创全面深化改革新局面起了不同程度的积极作用。但是「三座大山」三位一体，断非几个冲击和触动就可以轻易解除。改革要扭转自身的「弱势」地位不被「三座大山」所制所阻，从以往的经验看，最有效的保障是主持和领导改革进程的是一位权威高、权力大、实力强且具有现代文明意识和追求的政治领袖，除此之外，迄今为止还没有发现有更好的办法。所以，邓小平身后权威不再，未曾完成的改革便屡起屡仆，于是人们就非常需要「再出一个邓小平」来开启改革新进程，并寄希望於新一代中共领导人。对人们的这种愿望实在不必苛责，这一方面说明改革存在「重经济、轻政治」的严重偏颇原故，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不为改革提供政治支持，改革要反复依托「伟人」才能前行；另一方面也是发展阶段、文明程度所限，规定了「政治强人」之外别无选择，没有其他力量和方式，可以替代一个强有力的、敢于担当富有远见的政治领袖在排除改革障碍和干扰上所具有的那种特殊政治功能。从这方面看，中国政治远未达到现代治理的文明高度，这的确是制约中国文明复兴的一个很大「软肋」。

在改革进入「深水区」和「啃硬骨头」阶段，要排除改革的障碍和干扰不但需要一个实力强大的政治领袖，还需要其他一些关键条件。关心改革前途和命运的人士认为，改革滞后的政治体制、既得利益固化的集团及阶层对全面深化改革的抵制和阻扰，正在被人们所认识、所警惕，排除和克服来自这两个方面的干扰、阻力，对集权不限权、用权不问责的政治体制进行改革，切断既得利益集团及阶层身后那条权力、垄断和利益相联系的「链条」，都是可以随时提上改革日程并能产生推动全面深化改革的强大推动力的。但是，「左」的传统意识形态对改革进程的阻滞、干扰甚至扼杀的巨大危险，却至今未曾引起足够警惕和防范。在上述阻碍改革的「三座大山」中，最具攻击性、欺骗性和杀伤力的就是「左」的传统意识形态。邓小平当年面对「左」的意识形态挑起的改革「姓社姓资」的政治挑战，只能打出「不争论」的「免战牌」予以制止--「不争论」，一则是因为拥有权威而能喝令「不准」争论，二则也是因无力应对强势的「左」的意识形态而只好「不能」争论。现在，「左」的传统意识形态在打压、阻击和破坏改革的能力更强更大，其政治能量因有所借助而更具威胁，当下深化改革所遭遇到的最大障碍，非它莫属。

还有两件大事需要做

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中共领导人讲到，2015年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开局之年，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之年，也是全面完成「十二五」规划的收官之年。这三个「年」，是执政党在2015年要上演的三台「重头戏」。然而来自高层内部人士的一种说法，则将这样两件事情看作2015年的「大事」：一是确立中共新领导人的思想和理论体系，并将其作为执政党的新「指导思想」。现在这项工作正加快展开。中共领导人的思想理论体系何以命名，现在尚未最终确定，并以此为名召开过有一定规模的「理论研讨会」。但是高层对此未置可否。现在要求全党学习的「系列讲话精神」和「论治国理政」，可能会是中共领导人的思想理论体系的核心内容。二是审周（永康）反腐。迄今为止，新一代中共领导人干得最漂亮、也最得人心的一件事情就是强力反腐。这次反腐在多方面都开创了中共执政史之最，尤其是实现了两个突破：1，突破了「反腐不上常委」的历史惯例，将周永康这种「国级」高官以及几个「副国级」人物斩落马下。有了这个突破，也就打开了反贪治官的广阔空间；2，突破了「反腐太过了会不利於党的形象破坏党的领导」的界线。这条界限虽从未见诸於执政党的正式文件和明文规定，但多年来却是一条潜规则。这次反腐规模大层次高范围广完全逾越突破了这条界限，不惜「党的形象和领导」，确有「决战」、「断腕」气概，足见执政高层治吏之决心。现在人们关心的是，能否从这两个突破入手，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开局之年」将反腐引上依法反腐、依宪执政、依宪治权的治理轨道、并由此开启政体改革的大门？2015年上半年将开庭审理周永康案，借此之机，执政高层将对人们的上述关心作出一个回应，拿出像样的动作来。这件大事，执政高层一定会做。

编注：本文由香港《镜报》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