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一说中国的意识形态之争

此前看到一位著名的评论家提及中国的意识形态回归问题，指出“意识形态回归成为中国社会近来发展的显著趋势。在一定程度上说，左、右派之间正在经历一场如某些观察家所说的意识形态‘内战’”。的确如此，中国意识形态的回归以及由此引发的左右派之间的意识形态厮杀也引发了国内外媒体的广泛关注。

实际上，在中共执政中国的60多年间，中国社会一直存在着时急时缓的意识形态争斗，有时是党内的争斗，有时是遍及整个社会的争斗。这种意识形态争斗有时恰似烽火连天，斗得你死我活，比如1956至1957年间的反右以及始于1966年而长达10年之久的文革；有时又如薄云细雨，似乎无伤大雅。所以说在中国，意识形态的左右之争从未停止过。而且，这种意识形态之争基本上都是政治理念之争，而不是学术之争。就以最近在网上火爆播出的、由前央视记者柴静女士独立推出的有关中国雾霾的调查纪录片《穹顶之下》来说吧，近年来雾霾对百姓健康的损害日趋严重，如果以平常心态来看待这一影片，都会被柴静女士以宽厚的良心关注百姓健康的精神所感动。这一作品被放到网上后，广大网民掀起了“捧柴”的热潮。但可能因为该影片中涉及了官方对严重雾霾的消极应对、环保部门面对全国人大关于环境问题的立法模糊与无奈，更可能因为该片赞赏英美日等国家优良的环保举措，左派们便使出了种种抹黑柴静的伎俩，为其安上了“阴谋论”、“收买论”、“炒作论”等种种恶名来“黑柴”。有人拿柴静赴美国产子说事，甚至把她说成是披着爱国外衣的爱国贼。更有甚者，有人喊出了“让柴静消失！”的恶嚎来。实际上，人们从“捧柴”与“黑柴”、“倒柴”的争议中可以看出左右意识形态的争斗。

其实，“捧柴”与“黑柴”、“倒柴”还只是较弱的意识形态之争，而从去年开始的“宪政之争”则是具有强烈政治理念的意识形态争斗。在宪政之争中，自由派以微弱的声音赞颂西方国家实行三权分立和多党制的宪政制度，而毛左派则认为自由派欲借此颠覆中共的执政党地位。而且，双方不仅仅是付诸理论争论，更进行人身攻击，妖魔化对方。一个重要的现象是主流媒体均站在左派一方，公开点名批判自由派人士，攻击自由派人士“吃共产党的饭，砸共产党的锅。”在党媒的压力下，自由派人士只好闭嘴，而且，确有个别自由派人士没有砸了共产党的锅却被砸了自己的饭碗。

最近，关于意识形态争斗的焦点则出现在有关“清理、纯洁、整顿中国大学教师队伍”的问题上。事件起于去年11月《辽宁日报》所发表的公开信《老师，请不要这样讲中国》，而在公开信发表之前他们对高等学校教师进行了调查，得出的结论是：“呲必中国”的现象在大学里普遍存在。其后，左派发文，称“问题令人震惊，从一个侧面让我们看到网络上、社会上污蔑、辱骂祖国等负面情绪的一个源头”，即高等学校的教师队伍即是那个源头。而且，还不仅仅限于意识形态的争论，而是，包括中国公安大学一位副教授因不当言论被拘留，而另外两位大学教授被解职，而官媒甚至刊发文章对“自带干粮的五毛（即典型的毛左派--笔者注）”点赞。

看到这样的报道，笔者感慨甚多。虽然大学校园也受到官场腐败风气的传染，但大学教师绝大多数是兢兢业业在从事教学、科研工作。把当代中国的大学与教师说得如此低劣，且要全面进行清理、纯洁、整顿，南开大学校长龚克先生在就此事接受媒体访谈时说：“这是1957年的思维或者1966年的思维。”是的，1957年一些知识分子接受要求，为帮助中共整风而说出了一些不为毛泽东所容许的言辞而被打成右派分子，导致不少知识分子妻离子散家破人亡；而1966年开始的文革更把几乎所有知识分子都划为资产阶级分子。这是历史的创伤，不应再去重复。龚克先生说，“我们在加强意识形态工作时不能走到另外一个极端上去，不能重蹈历史上对待知识分子的“左”的错误”。此乃至理名言。

任何国家都存在意识形态之争，而争论是对社会发展有益的，通过争论可以明辨事理，寻求国家与社会发展的正确走向。即使执政者认为某一派的观点是错误的，但也不能用强制的方法令其降服，那样做只会令更多人不服。中国的意识形态之争会持续下去，一些观点可能与中共的执政理念不符，但只要中共为了国家的发展与民生福祉尽力而为，就会赢得百姓的支持。这是必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