镜报：李光耀的中国结

李光耀一直视邓小平为政治偶像，曾经说过：「中国的开放政策给我印象最深的特征当数邓小平的果断坚决和不遗余力。」 他把邓小平称作「改变中国和世界命运的伟大领袖」。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使今天的中国成为经济巨人。

虽然早有准备，早有谈论，这一天的到来，仍然举国悲恸。新加坡《联合早报》在社论中这样评价。

3月23日凌晨，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逝世终於被确认。当日早8时，新加坡现任总理、李光耀之子李显龙发表电视广播：「由始至终，李先生最关心的就是新加坡的存亡。他把一生奉献给新加坡，致力团结全国人民，激发大家自力更生。」

李光耀是亚洲的传奇人物

各方唁电接踵而至。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形容李光耀是「亚洲的传奇人物，因为他极强的领导能力和治国才能而倍受尊敬」；美国总统奥巴马在悼文中称李光耀是「历史真正的巨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唁电中写道：李光耀是新加坡共和国的缔造者，也是广受国际社会尊重的战略家和政治家，「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是中新关系的奠基人、开拓者、推动者」。

然而在中国民间的舆论里，李光耀对中国的态度一直是个具有争议性的话题。很多中国网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2009年10月，李光耀在华盛顿的一次演讲中指出，中国军事和经济力量的崛起，造成了亚太地区的不平衡，美国应该利用自己的实力来制衡中国的发展。这番言论在中国引起轩然大波--这个华人聚居的国家，怎么能提出「制约中国」的建议呢？

事实上，中国人总习惯将新加坡视为华人社会，这实在是一种误解。

在新加坡，可以代表国家的标志，基本上都被物尽其用，分给了不同的族群--华人虽然占了人口的绝对多数，但新加坡国旗上的星月则象征穆斯林；英语作为工作语言，文字却采用了中国大陆的简体字，而台湾又是李光耀最常出访的地区……李光耀治下的新加坡不仅推行了在国民语言教育上的「去中国化」，与中国的外交关系发展上也相对谨慎。对于这个华人血统的新加坡建国总理来说，中国确实是一个极为特殊的存在。

华语还是英语是个政治问题

李光耀1923年出生在新加坡的一个中国移民家庭，祖籍中国广东，是地道的汉族客家人。由於成长在一个讲英语和马来语的华裔家庭，不满6岁时，他便被外婆送进私塾学中文，但因听不懂私塾先生的福建口音，更不习惯拿毛笔写字，入学几周后便转入新式学堂接受英式教育。

从英国剑桥大学毕业后，李光耀归国走上仕途，於1954年创建新加坡人民行动党（People's Action Party）。为了赢得华人团体支持，他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学习中文。他后来回忆那段时间「每天利用午餐时间边吃边学」，还研究各地区的语调、俚语、成语以及格言--如是四年，李光耀便能用一口流利的汉语发表即兴演说。

1965年8月9日，新加坡「被脱离」马来西亚联邦，成为一个独立共和国。然而，面对全国人口75%是华人的状况，李光耀却坚决放弃了以华文作为共同语和工作文字，毅然确立了英语在新加坡的主导地位。

关于个中原因，李光耀在2013年出版的《我一生的挑战--新加坡双语之路》中解释得鞭辟入里：独立之初，新加坡面对的是200万人如何谋生存活的生死攸关问题。单靠母语，无论是华语还是马来语都是不行的。作为一个依靠国际贸易的国家，新加坡只有加强学习英语，加强与国际尤其是国际先进国家交流，才有好日子过。「语言政策可能会成为经济成功的关键」，李光耀写道，「它确实能决定一个国家的成败。」

按照新加坡的宪法，英语、华语、马来语和泰米尔语都是「官方语言」。英语则是行政和工作语言--这种通用语言把不同民族的民众联系在了一起。「出于政治和经济原因，必须把英语作为我们的工作语言」，与此同时，李光耀认为，掌握母语「会给人一种文化上的归属感，增强自信和自尊」。

在学校，这种理念就落实为双语教育政策。新加坡政府要求所有公立学校的学生必须把英语作为第一语言，把各自的母语作为第二语言。也就是说，华人学生必须学习英语和华语，马来学生要学习英语和马来语。

但李光耀反对把华人的方言（如粤语、闽南语等）列入学校教程，以免因华人说不同方言而把社会撕裂。他承认，在新加坡建国之初，华人的语言是个敏感的问题，「新加坡位於东南亚，1000年后我们仍是东南亚的一部分，我们一定要承认，我们跟中国是两个不同的国家，命运不同，连生活方式也不同。我们的政策，就要确保在东南亚跟邻国和睦相处，并在自己的家园当家做主，任何政策都必须以这个原则为准则。」

1990年代，第一批「双语新生代」长大成人，代表了完全不同的新加坡人崛起。1996年9月21日《海峡时报》上一篇名为《认同感：危机与机会》的文章写道：「我同情老一代，我了解他们，今天我拥有的一部分，是他们留下来的。但我知道必须跟他们不同，因为我没有他们所负担的心理与历史包袱。」
不过，英文环境的强势，也有长远的负面影响。李光耀自己也承认，英校毕业的学生，没有华校生有人情味、讲团结和自信。因为英文授课的老师，对学生只能限於语言的交流，而没有任何文化的传承，甚至连语言中那种很微妙意思的表达也很难学会。而各种语言的精华，除了词语里的历史文化含量，还在於各种言外之意的表达。但在华校里，老师用中文讲述的同时，也传承下来中国文化的传统，而这些，才是世界各地华人的自信根源。

为了帮助孩子及早掌握双语，李光耀在《我一生的挑战：新加坡双语之路》的首发式上宣布设立一亿新元的「李光耀双语基金」。该基金的宗旨是强化教育设施，让孩子在接受正式的学校教育之前就开始学习讲母语和英语。

总能获北京和华盛顿支持

除了语言，让李光耀担忧的国民身份认同问题也影响到了外交层面。

在李光耀担任总理的30多年间，新加坡的对华政策一直比较暧昧。上世纪60到70年代中期，新加坡虽然一直承认新中国的合法地位，积极发展对华贸易，但一直不与中国进行任何政治接触，甚至对两国人员的交流采取限制措施。直到1970年代中期后，新加坡才与中国发展实质性政治关系，双方高层开始频繁接触，经贸关系也得到全面发展。

有分析称，这两个阶段的背后，其实都是对国际形势变化与国家利益考量。新加坡国土狭小，资源短缺，自然不会放过与地大物博的中国发展贸易的机会。但新中国成立后与美国的关系一直不好，新加坡又在外交上倾向於美国，因此对华政策不免要受到美国对华政策的影响。而且处在文革阶段的中国，一度将李光耀列为谴责对象，更难以获得新加坡的接近。1970年代后，一方面，马来西亚、菲律宾等周边国家都与中国建交，减少了对中新两国政治交往的限制；另一方面，美国从越南撤军后，在亚太地区的影响力有所下降，且美国自己与中国的关系也趋於缓和；再加上苏联在东南亚的扩张产生了威胁，令新加坡自动作出了外交策略上的调整。

新加坡是东盟中和中国建交最晚的国家，两国建交时间是在1990年。但建交晚并非意味着不了解，恰恰相反，李光耀一直被西方视为「中国通」，同时又被中国视为「西方通」。

根据英国《金融时报》网站的报道，澳大利亚弗林德斯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迈克尔·巴尔发表文章说：「他（李光耀）最早注意到中国的崛起。」 二十世纪90年代初，在苏联解体后不久，李光耀就谈到了中国很快会挑战美国在亚洲甚至世界的卓越强国地位。

「我们觉得他们和他们的习俗很陌生。」祖籍中国广东的李光耀作为新加坡总理1976年第一次访问中国时如是描述他一家人对东道主的印象。但此后，他通过多次访华形成了对中国及其领导层的极深刻认识--据统计，李光耀自1976年首次访华至今的39年间，共访华33次。报道称，也许没有哪一位国际领导人比李光耀更了解过去几十年中国的领导人和政治体制。李光耀总是能设法得到北京和华盛顿的支持。

新加坡外交官也以他们做到了与中国保持友好关系的同时坚定站在美国及其盟友阵营中而自豪。在一年之中的大多数月份，新加坡港口满是通过该地区轮换的美国海军舰船。与此同时，作为仅次于香港的第二大人民币离岸交易中心，这个亚洲城市小国正在快速与中国建立更密切的金融和商业关系。

李光耀视邓小平为政治偶像

从邓小平到习近平，李光耀曾会见过五代中国领导人，并与他们保持着良好关系。

从1980年开始，到上世纪90年代末，李光耀几乎每年都会来中国，亲眼见证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发展变化。李光耀一直视邓小平为政治偶像，曾经说过：「中国的开放政策给我印象最深的特征当数邓小平的果断坚决和不遗余力。」 他把邓小平称作「改变中国和世界命运的伟大领袖」。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使今天的中国成为经济巨人。

中国的崛起和壮大，又令李光耀感到紧张，他不断强调新加坡的「非中国」属性，甚至暗示其在「抑制中国南洋扩张野心」中的桥头堡作用。「中国告诉我们国家无论大小一律平等。但当我们做的事惹其不高兴时，他们就会说你让13亿人民不高兴了，请搞清自己的位置。」李光耀曾在一篇文章中写道 ，中国须避免犯下德日曾经的错误，「我相信中国领导人明白，若与美国展开军备竞争就会失败」。

2013年，李光耀在华盛顿举行的美国和东盟理事会成立25周年晚宴上的公开演讲，他警告说，「美国如果不能继续参与亚洲事务，以制衡中国的军事和经济力量，很可能导致其世界霸主地位的丧失。」他说，「在中国转变成顶级强国，其他亚洲国家都无法与之匹敌时，美国必须介入亚洲事务，以确保区域平衡。」这一讲话引起舆论广泛关注，并一度引起许多中国人不满。

事实上，作为新加坡国父的李光耀，在与中国的交往中，永远视新加坡的利益为核心，以实用主义为导向，远近亲疏皆是因势利导，而小国寡民的新加坡能在马六甲海峡如此敏感的位置上持续稳定且快速发展，背后不得不说有大智慧。

本文由香港《镜报》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