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下放劳动经历

                                      

有一天，我和女儿收拾处理家中准备扔掉的东西时，发现了一个四四方方的包袱，内有我当年下放劳动的一件补丁摞补丁的工作服、一双下稻田防水蛭钻入腿部吸血的水袜子以及在农场大堤上的留影。觉得非常珍贵，且百感交集。可女儿硬是逼我扔掉了。其实扔掉的东西海了去啦，因为早有心理准备，所以做到了大刀阔斧。唯独这包早已忘怀的东西，乍一看，勾起了许多回忆，有点不忍。因为那段历史，尽管只有两年多的时间，但它充满了坎坷与心酸。当时自己曾暗自发誓，能不能闯过这一关，就看自己的承受能力了。

 

我想从某个侧面，说说当时那些极左派们在我们的下放队伍中是如何施展他们的整人‘才华’的。当然几十年后的今天来看，已经成为笑话。

 

在当时那种形势下，我们机关已处于瘫痪状态，只留下少数造反派看摊维持。大批干部，唯一的出路就是下放劳动了。我是属于出身地主家庭，先生被审查，他们又说我是黑笔杆子，当然是下放的首选对象了。可也有好多人是所谓的贫下中农出身，根儿红苗正，在机关里是闹革命的急先锋，响当当的造反派，折腾了个六够，也下放劳动了。不同的是，给他们个班、排、连长当当，是我们的领导。可官儿没有那么多，大部分人没有捞上一官半职，只能是闹革命的基本群众和依靠对象。他们把在机关的那一套带到下放队伍中来，一方面和军代表沆瀣一气，变着法儿的整人。另一方面又觉得，闹了半天革命，落了个和我们一样的结局，于心不服，敢于为所欲为地发泄心中对现实的不满。所以，我说他们既是整人者，也是受害者。

 

首先，他们是整人者。比如，刚刚到了下放农场，军代表就点名训话，并要求以连为单位，写出走毛主席‘五七’道路的决心书，当大家酝酿由谁来执笔时，很快就有人提出来让我写，话音未落，立即又有人提出反对说:这样严肃的事情，不能让有问题的人来写，连长无奈，只好另行找辙。这不是有意识的侮辱我的人格吗。可又一想，写这样空洞无物口号式的东西，分寸怎么拿捏，可不是闹着玩儿的，不让我写也算侥幸，如果这个任务落在我的头上，压力可就大了。这不，一开始就整上我了。以后分配劳动，专拣养猪这种又脏又累的活让我们几人干，还把几十头饭量大的‘克朗’猪分给我，一天三次，几十挑水，大缸拌料，还要起圈、打扫卫生，忙的喘不过气来。满身的猪粪味儿。军代表还不怀好意的说：小姐，你不是爱洗澡吗，没有水怎么办。其实，他那里知道，我们几人，找了一个僻静的地方，用秫秸杆儿搭了一个棚子，用一盆水从头冲到脚，打完肥皂再冲两次，下面有人用盆接着，过滤后，另一人再用，不就解决了洗澡问题了吗。在诸多的困难面前，我没有倒下，猪养的不错，出猪率也高。以后猪场划归别的连队，我还真有点舍不得。以后又分我和大家一起种稻子，从平整土地到收割、扬场的一条龙过程中，我是脱粒快手，以后他们就没有什么把柄可抓了。其实也是形势所迫，连里的生产情况报不上去，连长怎么能当得下去。所以连长就不断的找我写各种报告，并声明，谁有意见谁来写。写东西就不能出工，相比之下我比他们出工要少多了。他们不满意也无可奈何。有的造反派和我说:你们这些人，写东西头头是道，谁比的了。意思是说，整垮你们也难啊。

在农场呆了不到一年，又来了个二次下放，要从农场抽些人下到农村，说是直接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下去带队的人还是从革命群众中的基本骨干抽调。我不知为什么原因留在农场。据当时有人分析，下去的要深入到每个农家，可不过集体生活，农民哪有闲心管下放干部，且有农忙农闲之分，反而比我们在农场的要轻松多了。可那些有极左思想的人，在农村还在施展他们的整人的伎俩。把下放干部又分为三、六、九等，昌平、平谷、顺义、门头沟，比贫穷落后的延庆条件好多了（当然，现在的延庆，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有好几处著名的旅游景点）。经过他们的精心策划，去延庆的肯定是埃整的重点了。如有一位女同事，被下放到延庆山区一个只有母子二人的农家，儿子已四、五十岁还是单身，冬天为了节省柴火，三人睡在一个炕上，且那里人家普遍没有厕所，自己找地方解决问题。过了一个月，休假回家时她的先生虽正在受审查，但听说后，不能忍受这种侮辱，发出狠话，如不调换，那怕放弃革命也在所不惜。还有一位男同事，分到一家卫生条件极差的农妇家，他有时收工回来，农妇来不及收拾孩子拉在炕上的大便，怕他看见竟抄起饭碗扣在上面，让他哭笑不得。可人家竟在那里坚持了两年。还有一位男同事，分到延庆最高的山上只有两家人家中的一家。每当大雪封山，就不能出来。即便出来，要找到去北京的汽车站，不知要走多少条羊肠小道。所以，他三年只回了有数的几次家。行路之困难，也不亚于当年的闯关东和走西口了。可人家也熬过来了。这几人的情况，要和我们在农场的挨整相比，那我们可是小巫见大巫啊。因此，我就得出结论，人的生命，说脆弱也脆弱，说顽强也顽强，只要自己心理防线不垮，要想用人为的办法整垮整死也不那么轻而易举。

 

其次，他们又是对现实不满的大胆发泄者。如他们对下放劳动纪律中规定：凡夫妻双方下放一处的，不能住在一起，必须过集体生活，他们对此非常不满。有一对夫妻，故意出洋相来消极对抗。他们说:不能住在一起，吃在一起总可以吧。于是他们吃饭时，故意插在人多的桌子上，用一个碗一双筷子他吃一口她吃一口，甚至夹菜喂在对方嘴里，让人羡慕。他们还振振有词的说：我们既不违规也不违纪，管的着吗。还有一对夫妻，硬是违反规定，每逢星期日，等我们起床后，大白天，两人睡在一个被窝里，有说有笑，尽管人来人往，他们旁若无人，毫不在乎。当时有人还和我说：人家两口子感情真好。我心想，再好，也不能如此丢人现眼。可这位女同事，在大批干部回单位后不久，其先生就因心脏猝死而去世了，尸骨未寒这位女士就改嫁他人，还解释是怕错过机会。竟成了别人议论的笑柄。还有一位女同事，不顾十个人睡一个大炕，人挨着人只有一条地方的现实，把自己那一席地四周用木条圈起来，一是不准别人碰她的床铺,二是她说讨厌挨着人睡觉。军代表勒令拆除，她硬是抗着不办。因为像他们这样的人也有一个底线，他们认为，只要不犯政治错误，再倒霉不过也就是修地球了，还能怎样。因此，就可以肆无忌惮，为所欲为。所以，这位女士把自私、占小便宜、斤斤计较等不良习气，暴露得淋漓尽致。几次喂猪回来，还把沾满猪粪的裤子，扔在一进门我和另一位女同事的床上。她认为我们软弱可欺，但没有想到，我们已忍无可忍，一商量，把她的裤子扔到她养的猪圈里。她有苦难言，再也不敢欺负我们了。还有一位女同事，仗着是城市贫民出身，在没有医生假条的情况下，装病不想出工就不出工，她说：我就是死猪不怕开水烫，随便。实际上真要到了这种程度，谁又能怎么样呢，等待着她的恐怕就是秋后算帐了。还有几位男同事，竟敢在姓李的军代表视察稻田情况时，故意称呼他流代表，他听到叫错他的姓，立即更正说：俺不姓刘姓李，那几位立即说：我们说你是三点水流（据说他有作风问题）。惹的大家哄堂大笑。由于当时下放劳动已近尾声，军代表也不敢吱声，只能夹着尾巴溜之大吉了。

 

总的说，对这些造反派们发泄不满的行为，当时既钦佩又反感。钦佩他们也说出了我们的心里话，反感他们也过于小儿科，何必令人耻笑。过了几年，大部分人回到机关，四人帮已被打倒，我这个爱开玩笑的人，将上述事例，回馈给他们，他们也觉得幼稚可笑。既然人家已经认错，还有什么不可相处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