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人生磨难

人生于世，在旅程路上，会面临种种挑战，要敢于负重。我戎马生涯几十年，曾遭遇六次磨难和曲折，冷静思考，正确应对，积极抗争，走出困境。

第一次，1947年深秋，我们部队赴陕北高原执行任务，傍晚住在富平川一个山庄，露宿农户门前打谷场，因为地很潮湿，我在老乡院子里拿去羊毛毯铺用, 老乡回家看有条羊毛毯找不到，急匆匆到部队首长处，吵吵喧闹，便派人四处寻找，方从我身下找到。就这件事，大队长深更半夜派通信员把我叫去，向审犯人那样，大发雷霆，劈头盖脑，大训一顿：“你他妈的，胆子够大了，敢偷老乡的东西，这是违犯纪律，该当何处置”。我不慌不忙讲明原因回答说：“我刚一会儿就还给人家，还当面赔礼道歉，这怎么能算是偷呢”。大队长眼珠子瞪得要冒出火星子，气呼呼指着我的鼻子说：“好小子，你他妈的嘴还硬，不老实检讨自己，还同我斗嘴”。“首长我在说明真实情况，一个小兵娃子，怎敢碰撞领导”。还没等我把话说完，大队长勃然大怒：“你他妈的混蛋，很不老实，还不认错，人小也不是省油的灯，得教训教训”。他转过头来面向窗外大声喊：“通信员去叫你班长找一间房子，派两名战士把这混蛋小子关起来”。然后又对我严肃说：“在禁闭室好好反省反省，深挖思想根源，从高度检查，再不认错，明天把你毙了”。“站在屋檐下哪敢不低头”，我屁颠颠跟来人走。

“禁闭室”是老乡一间放农具的破房子，四面透风，里面又黑又脏又乱，气味难闻。我一进门，哨兵“咔嚓”把门上锁。那一刹间，委屈失意，惊恐愤怒涌上心头，难以控制，我“嗷”的失声大哭起来，一边哭一边诉委屈，鼻涕眼泪横七竖八在脸上、嘴上、下巴、脖里奔腾乱流，那时没有餐巾布，只能用衣袖子擦一遍又一遍。也许是折腾的太累了，我坐在黑暗房角落，不知怎么呼呼睡着了。迷迷糊糊听到了远处枪炮声，睁开眼站起从窗外看天色蒙蒙亮，连队正在集合队伍出发，听哨兵问当官的，房子里的小王怎们办，那位干部说：“赶快把人放出来，还由你俩看管，路上千万不能出事，保证安全”。

走出“禁闭室”的我，方知国民党有一个团兵力，步川大扫荡，我们人少后撤老庙岭。途中，我要去路旁梢林中方便，两名战士仍跟在屁股后边，我觉得别扭，回头对他们说：“就这么点屁事，我能想的开，一不逃跑，二不自杀，三不胡闹，放你们二十四条心吧”？他们乖乖止步。

在行军路上，我边走边想，总觉得大队长太粗暴、太霸道、太过分，这样欺压部下，是很错误的，我与他不会完。正巧中午休息时，碰见同年入伍的小学老师，他在支队部工作，我把昨晚发生的委屈事，一五一十向他诉说，他听后非常气愤，立即找支队参谋长论理，又找到大队长问情况，我也在场，参谋长生气说：“你这个人，本事不大，脾气不小，军阀作风，你骂人在全支队成了明星人物，乱用职权，随意关人，是侵犯人权，是违法行为，要认真反省，好好检讨自己”。这位“长官”低头服服帖帖，连住说了几个是、是、是。我算是把这口恶气出了，又怕他打击报复，我从此调支队部，协助我的老师做宣传教育工作。

次年四月，部队进行整编时，这位大队长被免职离队转业，分配在南泥湾劳改农场，当管教干部。

第二次，1952年初春，大江南北，开展轰轰烈烈的“三反”运动，我已调到关中一个团政治处宣传股副股长，上级要求管过财务人员，都要查一查。我在师宣传科当干事时，曾经手宣传费达千万元（旧币），有人揭发我有贪污问题，不是“大老虎”，也是个“小老虎”。所以，把我从团又调回师部审查，还成立三人专案组，反复查了一个多月，最后结论无问题，才放我返回单位。

对于这件事，我头脑清醒，心里明白，管理一年多经费，买东西搞活动，我都有账和条据，只是不懂财会规则，账记得有点乱，别人看不懂，我清楚是怎么一回事。所以，开始审查我很平静，无思想压力，组织对我没有搞逼供刑，也无过分做法，“三反”这一关，我是顺顺当当度过了。

第三次，1953年早春，我还是在前边那个团工作，为了保护铁路安全畅通，春节前组织机关干部深入铁道沿线重要桥梁隧道检查工作，我奉命带领两名参谋赴咸阳大桥蹲点，大年三十日晚间，我们三人去咸阳城逛逛看看，路过电影院正在上演苏联电影《夏伯阳》，觉得很有意思，我买票请客，看完电影后，晚十二时差五分返回守桥连队。就因此事，三月团召开整顿作风纪律干部大会，把我作为违纪反面典型，大会批小会斗，我作多次检讨不能过关，领导觉得处置不够“档次”，最后，给予我全师通报处分，方能起到“杀鸡给猴看”的效果。

春运加强守护工作，我离岗看电影，是不妥的，组织批评我也是对的。但是，为看电影这件事，我认为领导作法过份，组织处分过重，有点小题大做，抓个芝麻当西瓜，我内心想不通，有委屈之感。因此，我一方面，努力工作，挽回不良影响，一方面积极申诉。终于一年之后，上级组织决定撤销给予我的处分，对我也是平反。

第四次，1977年盛夏，有天晚间，我登门探望一位副主任（正军职），席间他说有人反映你在城内有一套住宅，城郊有一套“别墅”，司令员多次在干部会议上点名，作为强占公房的“典型”批评，而且《政工简报》刊载渲染，在四大部搞得沸沸扬扬，影响很不好，究竟是怎么回事，我也不清楚，你能给我说说。首长关心我非常感谢，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反映出入很大。

十多年前，组织在城内分配我一套两居室，随着人口增多住宿困难，去年五月，管理处给我分了一间住房，正在收拾卫生时，被邻居抢走了，我向领导反映不能奏效，这家大人孩子很不讲理，我怕闹出事来，只能退后一步“忍让”，以化解矛盾，清除纠纷，平安无事。此后，参谋长得知，还当面表扬我高姿态顾全大局，处理得当。时过三个月，管理处又在郊区分给我一套两居室新房，房门钥匙是一位主任亲自交给我手里，这怎么是强占住房，完全是一派胡言，给我头上泼脏水，恶意中伤。司令员不调查事实，偏听偏信，乱批点我，也是不对的。官越大说话更应谨慎准确，不能信口开河，见风就是雨。

老首长听我汇报后，长叹了一口气对我说：“现在我才搞清房子的前因后果，你要好好工作，不要影响情绪，我会向领导说明这件事”。

我对房子的无理批评和议论，非常恼火，有冤屈之痛，不能听之认之，我拿起笔来向上级首长写了诉书，要求澄清问题，明辨是非。从此，首长闭嘴了，我申辩目的已达到，心情舒畅多了。

第五次，1978年夏季，虽然“四人帮”前二年完蛋了，但“文革”造成的恶劣余毒依然存在，尤其我们单位是“重灾区”，要坚持真理，纠正错误难，要贯彻任人为贤的干部政策难。有位团职干部犯有严重错误，但因其是“大首长”的红人，不仅没有给处分，而且还提升为师职，我作为主管纪委的负责人提出不同意见，我的“顶头上司”同其一派竭力袒护，把我当眼中钉、肉中刺、绊脚石，想法设法，要把我撵走。

八月的一天上午，“顶头上司”突然要找我谈话，一进首长办公室，就察觉气氛紧张，四位领导大人瞪着大眼，直勾勾瞅我，仿佛我是“外星人”，有点怪怪的。这时，大主任喊干部科长，把文件拿来，我琢磨可能“圣旨”到了，静静地听着，干部科长向我宣读“上司”调往东北单位任职命令之后，领导让我表态，我因上月就有位好心人向我透露此信息，所以思想早有准备，很干脆说了八个字：“组织决定，坚决服从。”并说诸位首长有何指示，搞得这些“官大人”，目瞪口呆，无言以对。我起身走了。心想你们肚子里有几条虫子我了如指掌。

大主任老奸巨猾，心狠手辣，整人鬼点子多，我离开北京前，有位知情人对我说：上级对你的调令发来后，大主任曾召集我们三位副职分析，认为你在京城几十年，家里人口多，又是平调，肯定不会去，拟处置三部曲：一是转业回原籍；二是如果不走，由正团降为副团；三是再不服从，停职停薪，逼你就范。这位知情人还说，那天宣布调令后，你的表态出人意料，你出门大主任说：“老王真厉害啊，没到想他那么痛快，给我们打了猛棍。”大主任整我的如意算盘失败了！很不高兴。我想他不会就此罢休，这招不行，会另出高招。

果然不出所料，在我刚移交工作后，大主任托两位副手，找我谈话，言道：“人走搬家”，分明是扫地出门。我也有“招”应对，我说不少高级领导调往沈阳、昆明、南京等地多年，家仍然在京城，他们官大觉悟高都未带头搬家，他们搬我无言跟着来，他们不搬，我也不会搬，看你把我怎么办，我奉陪到底，就这样我家从未离开北京，我离休后又回到这里安度晚年。

“人走搬家”被我回敬。大主任又想出一“招”，曾派两名干部拿着介绍信去我老伴单位，说什么老王调东北，他爱人也要随着同去。我老伴单位人事部门领导对来人讲：“老王是你们军队干部，调何地我们管不着，可他爱人是我们单位干部，这里需要她离不开，我们不同意她走。”碰子丁了还不死心，第二次又派人商谈调我爱人的事，还是那位领导明确答复，她是位人才，我们不同意走。并不客气地说：“你们以后不要再来纠缠，我们工作很忙，没有时间接待。”整我这一招又失算了。来人灰溜溜地走了。

人常说：“恶有恶报，善有善报。”事情发展确是这样，大主任整人是出了名的，他在人们心目中的名声不好。老天报应，一生无儿女，两口子多病緾身，老伴早逝，晚年他变成傻子，痛苦难忍，生不如死，去世后没人送葬，就这样凄凄惨惨离开人世了。

“是金子总会发光的”。大主任把我发配东北，，我艰苦奋斗，埋头苦干，发挥正能量。。在思想上，工作上、职务上、体质上进步很大。因祸得福，证明“上帝”是公道的，正义战胜邪恶是真理。

    第六次，1989年寒冬，我们住地居委会同志有天通知我，说丰盛派出所要我去一趟。那天晚上我思前想后，我没有犯什么法，违什么纪，到底有何事，彻夜未眠，也未想出什么道道，最后决定还是去弄个明白。是日下午，我去派出所，接待我是片民警。这位小伙子，个头不高，二十多岁，性格粗暴，方法简单，对我像审罪犯一样严厉。开口便问：“你叫什么名，住何地方，过去干什么工作。”我没言语，只是从衣兜里拿出军人离休证交给他看，他翻页仔细看后，回头看了看我说：“你知道我叫你来为什么吗？”这话问的没有道理。我说：“是你叫我来，又不是我要来，却反问我为什么事，要问开门见山，我没有功夫陪你玩。”民警才说：我们接到一封匿名信，揭发你去天安门参加“6.4”活动，还到外地搞串连，你要老实交待。我气愤地说：“我没有没有，揭发人完全是胡说八道，是诬告是陷害”，“你去过天安门吗？”我不客气地说：“我去天安门时，你父母可能还未结婚，我不仅去过天安门，中南海去过多次，我和毛主席、刘少奇、周总理、朱德等老一辈党和国家领导人还一起照过像，你要不相信我把照片拿来叫你看看。”“你参加过闹事”，“我已讲过没有，你耳朵是否有毛病，可到医院看看，不然会误事。”民警把我没办法，只好不欢而散。

是什么人与我过不去，无事生非莫须有，诬告陷害是侵犯人权，是一种犯罪行为，我不能向邪恶低头，要用法律保护自己。于是，我给派出所所长写信，要求严办诬告人，反映民警对我的态度和工作方法提出批评意见。不久，派出所所长给我回电话，表示歉意，这件事就不了了之了。

诚然，人生很不容易，在峥嵘岁月中，道路坎坷不平，人与人之间关系错综复杂，酸甜苦辣有之，好事坏事有之，顺心烦心有之。说你好不能沾沾自喜，要谦虚谨慎。背后说你坏话、骂你、咒你、怨你时，要大度包容，不生气、不计较、不报复、一笑了之。俗话说得好: 没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

倘若有人诬告你、陷害你、欺负你、整治你，以至“上司”错误批评你，组织错误惩罚处置你时，由此产生的委屈、冤枉、压力、伤痛和社会影响。一定要振作精神，挺起腰杆，运用法律武器，维护个人权利、维护个人尊严、维护个人利益，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做到有理、有力、有节。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相信正气能压倒邪恶，还我公道，这是多年来，我战胜磨难的亲身体会，也是我心中永远抹不掉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