碧海：失控的警务工作开支必须受到控制

警务工作是打击和防止社会犯罪，维持社会秩序的最重要的政府工作之一。所以，民众对警务工作所承担的沉重支出也抱有比较宽容的态度。可是，由于最近十几二十年来，加拿大社会犯罪率的不断持续下降，警察工作的艰巨性和繁重程度也应该相应减轻，所需要的警务力量应该减少，其经费也应该跟着缩减。可是令人无法理解的现实是，加拿大的警察工作开支却不但没有减少，反而逐年激增。他们的薪酬更以数倍于通胀率的速度年年上升。有很多市镇的警察年度开支，已经占整个政府年度开支的50%。加拿大全国的大小城镇每年的警务开支，已经高达130亿。光以大都市警察队伍而言，已经有80%的年薪高达十万以上，警察部门的年度经费已经达到10亿。它正引起了各方的严重关注。

 

导致警务工作经费超支和失控的情形，来自几个方面。首先，如上所述，由于警务工作与全体市民生活和社会的安全秩序有直接关联，所以纳税人愿意支付相应的代价。其次，政府与警察之间的关系比较特殊。在很多时候，政府不但无法指挥警察，还可能适得其反。特别是在牵涉到与警察的福利待遇和职业地位有关的议题时，警察部门往往是用“枪”来影响乃至左右政府部门的决策。连身为警察部门的最高领导也不敢对下属提很多合理要求，表达基于事实和民众利益的意见。

 

一个具体的例子是，多伦多警察副总长斯楼里（Peter Sloly），因为对如何节制高居不下的年度开支，提出了一些建设性的建议而陷入困境。他公开发表了为什么警务开支居高不下和年年上升的直接原因，以及如何节省开支的主张而受到了激烈的内部对抗，到了不得不辞职的困境。犯罪率不断创历史新低，而警察部门的开支却创历史新高的主要原因是显而易见的，那就是警察队伍不断扩大，他们的待遇不断以超过通胀率的速度提升。我们的副警察总长也因此对解决这个难题的途径，提出了一个简单易明，对症下药的方案和途径，那就是裁减警员人数。但他没有（也不敢）同时提出要遏制警察待遇的建议。但是他的合情合理建议，也引起了警察队伍的激烈反应。关于如何衡量警察人数与其所服务社区犯罪率高低之间的关系，早就有一个所公认的比例。以加拿大或多伦多过去十几二十年犯罪率不断下降，而警察人数和开支却不断上升的现状而言，裁减警察人数显然是唯一的，也是非常合理和符合逻辑的解决问题的根本方案。所以警察队伍对他们的副局长的建议引发的愤怒，既没有理由也缺乏根据。但是我们的副警长坚持自己的主张，不怕触犯众怒的最佳武器是，他决意以辞职作为坚持己见的后盾。我们应该为斯楼里警察副总长为民疾呼吁而牺牲个人利益的勇气鼓掌。

 

斯楼里警察副总长减少开支的主张，是有学者专家的科学统计数字为依据的。据2014年《弗雷色研究所》（Fraser Institute）所发表的，众所公认警察开支的标准是，在加拿大，平均每一个社区的10万民众需要一名警察服务单元，而这种服务单元当然也与社会犯罪率的高低有直接的关联。根据这个标准和加拿大社会的实际情况做分析，从1986到2012年的16年期间，尽管犯罪率以平均每年37%的速度下降，而加拿大的警察服务费用，却以每年45%的幅度上升。另据《麦当劳-劳里艾研究所》(Macdonald–Laurier Institute)在2014年所作的研究报告发现，从2002年到2012年之间，虽然社会民众向警方要求服务的幅度和频率维持不变，但是警察服务费用，却以每年双倍于国民生产总值（GDP）的幅度飙升。现在年薪在十万元“阳光名册”上的警察人数不断飙升，就是一个证据。发生这种不合情理情况的一个非常逻辑的推理是，警察经费的大幅度飙升，除了每年的合理工资涨幅以外，一定与他们从事与警务工作无关的其他任务有关。举一个最简单、也最为常人所理解的例子是，比如以“万元户”的警力，管制和处理完全不需要警察人员服务的文书工作，维持交通，与社区民众交流等等工作，这显然是一种对纳税人金钱的巨大浪费。这就是多伦多警察副总长斯楼里排除众议，干预提出他的要求大幅裁减警员人数建议的原因。毫无疑问，他是抱着壮士断臂，决意辞职的决心才这样做的。我们应该对他的勇气和正义精神鼓掌。其实，这也是一个公务员，不管是手中握有武器的警察，还是手中抓笔的政府公务员所应该具备的最起码的常识：那就是，所有这些公务员的“老板”，既非政府总统，总理和省长，也不是警察局长，而是全体老百姓。

 

加拿大各省市的超越底线和失去控制的警察开支，必须及时加以裁减和遏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