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死情
来源: 文华
我和永昶同志是同乡、同村、同族人,他属马我属羊,马羊一家,他和我父亲是同辈,因我俩年龄只相差半岁,所以,我从来没有叫他叔长叔短,彼此都相互称呼其名。也许因为一种神奇缘份,是命运共同体,我们从童年至青年,从青年至中年,从中年到老年,友情厚深,往来亲切,保持始终。一生都是好伙伴、好同学、好战友、好朋友,真可畏难能可贵。
好伙伴
小时候,我们从穿着开裆裤和光着脚丫子起,就喜欢一起耍,因我家与他家相距不过三百米,又是土生土长的男孩子,共同爱好多,自然来往也多。那时陕北小山村,穷的当当响,加之落后封建,男女孩不能接触,女娃不准出家门,男娃才能上街玩,三五成群,说说笑笑,打打闹闹,捉猫逗狗,或跳绳、或赛跑、或踢毽子、或摔跤、或在池塘打水仗、或土堆里玩土、各取所好,各找伙伴,玩游戏,这些我们都参与过。不过,儿时玩耍,磕磕撞撞斗嘴打架的事,是家常便饭,不足为怪。永昶和我因鸡毛蒜皮事也争吵过,但未动手打架,彼此友好相处,一起玩得开心,是快乐的小伙伴。
家乡解放后,村里成立少年儿童团,永昶胆大有组织能力,小朋友推选他为团长,十多名男童为团员,我也是其中一员,他带领大家手持红缨枪轮流站岗放哨、查路条、送信件,有时还组织文体活动,搞得很活跃,受到上级表扬。我们长大后,一起放过牛、一起上山砍柴、一起打猪草、一起拾麦穂、一起提筐在马路上拾粪积肥。因他舅家在张村驿,我姑家也住此地,我们经常一起去探亲,又一起返回,俩人合得来,相互关系好。
好同学
1940年早春,本村建立了新政权,我们一起上学,同在一个课桌上。我九岁他十岁,深深懂得贫家农户子弟上学不容易,应珍惜机会。所以,我们学习很努力,读书很用功,作业很认真,考试的分数都在前八名。不幸的是我们在读小学三年级时,他父亲因贩卖大烟土在边境关口被国民党军方查获,押解于洛川城内蹲了一年监狱。永昶是家里老大, 弟弟和两个妹妹都小,他母亲身体多病,只好辍学挑起家庭重任。一个十三岁的孩子,既要忙农田生产劳动,养家糊口,又要隔三岔四赴洛川探望父亲,往返步行八十华里,很辛苦不容易。
儿时的我很同情他的处境,担忧他的学习而着急,思前想后,我主动上门与他商议补课事,他非常高兴。于是,我利用晚间和假期,将老师讲的课给他复讲一二遍。他聪明记忆惊人,凡补的课他都记得八九不离十。1944年7月;我们一同去富县第一完小赶考,双双获录取,让人欣慰。
在县城高小读书期间,我和永昶在一个班级,同住一间校舍,同滚土炕,我们家乡相距县城往返五十公里,都是羊肠小道,还翻越两条大沟,崎岖坎坎,每周放假一天,我们都同回同来。他善良厚道,心直口快,个性很强,爱打抱不平。有位同学个高粗野,见我个小体弱,有意欺辱我,要我的东西我不给就动手抢骂骂咧咧,还打了我两拳,痛的掉眼泪,当时被永昶碰见,狠狠教训了这小子一顿,并指着他的鼻子严厉说;“你小子今后再撒野,我把你的脑袋拧下来当尿壶用,快滚。”从此,这位野小子老实多了,再未发生此类事。
永昶童年时代就脑瓜子灵,思维敏捷,敢想敢说,敢于发表不同见解。有位同学会说会道会吹牛会来事,却很虚伪,劳动耍奸溜滑,就这样的人还被老师提议当选学生会主任、模范好学生。永昶不服气投反对票。觉得此人思想品质不正,不会有作为,关键时刻还会出事,所以不同意,还对老师同学讲,若不信可以走着瞧。果然不出所料,他在解放战争中参军,因环境艰苦,贪生怕死,临阵脱逃,投敌叛变。我军打开敌占领的立石寨子时,我在清查俘虏中发现此人,感到惊讶,昔日的模范好学生,今日变成阶下囚,让人费解。铁的事实证明,永昶的看法是正确的,那张反对票投得准、掷得远、很有穿透力和敏感性。
好战友
我和永昶经历保卫延安和参加解放大西北战争,是生死与共的战友。1947年3月13日,胡宗南二十万大军进攻陕甘宁第一天我们就在一起,老师韩生荣带领我们俩学生,协助牛武镇当地政府干部搞坚壁清野,动员老百姓作好战争准备。当天清晨,我们冒着敌人的炮火,在枪林弹雨中突围,刚爬到半山腰,有十多架敌机轰轰隆隆从南向北低空飞行,靠后边的一架敌机可能看见山坡有人走动,便急速扭过头俯冲,抬头一瞧肯定没好事,我们几个人快步躲藏在路边不远的大石板下面,敌机就在我们站过的位置上打机关枪,还掷下一枚炸弹,滚到相距四十米外爆炸,瞬时土石飞扬,吓得全身冒汗,多亏那块神石,方才躲过一劫,不然都为革命光荣了。我们当晚在黄福田村休息,第二天清早,急急忙忙吃点东西,我和永昶又冒着敌人的炮火和敌机轰鸣声,渡过水面上还有薄冰的洛河西行,在大山间走了两天,边走边打听,爬了几座大山,才找到学校转移的地方,这个小山庄叫“鬼门关”觉得很不吉利,战争时期不讲那些了。不久我和永昶及二十多名师生先后参加人民解放军,天天行军打仗,转战陕北十多个县,行程两千余公里,为保卫延安之战,出了力、流了汗、各自作出贡献。
飒年四月,延安光复,部队整编为一野警四旅,我们同分配在十团,永昶在二营部当卫生员,我在三营八连当文书。大军从陕北挺进黄龙蒋管区,寻机作战。七月间,旅政治部成立宣传组,我与永昶同时被调来。这个组(相当排)共23人,分为两个班,我任命为一班班长,永昶是我班的成员,我们又在一起共事,一起搞宣传,一起同台演出,他对我帮助支持很大,我也帮他入了党,自报作介绍人,彼此关照有加。有次我感冒又胃痛,他主动到后勤部请医生看病拿药,还端来热腾腾的病号饭,我十分感动。1949年过春节,部队驻扎白水县段家河村,那年天寒地冻,十冬腊月,烧炕无柴火,我们睡的土炕凉如冰,冻得人哆哆嗦嗦,只好合衣裹被,打对睡觉两人屁股对屁股来取暖,方才熬到天亮。事过几十年,我与永昶谈起此事,感到艰苦环境的友情,是难忘掉的。
1949年元月,部队又进行整编为四军十二师,我们还在这个宣传组,那时我升为组长,永昶升为一班长,我们一同参加解放钢川、耀县、富平、三原、咸阳、泾阳、西安战斗,以及扶眉战役、兰州战役,还一起参与修建天水至兰州铁路。1950年11月,部队开进河南郑州,改编为公安二十师,我与永昶同在师政机关当干事,一起工作生活。
俗话说得好,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我和永昶自幼一起长大成人,从学校至参军,在一个锅里吃饭八年之久,一起摸爬滚打,时间之长,情感之深,在同学、乡亲圈子内,无人相比。
由于革命事业需要,服从组织,只好别离,各奔东西,天各一方。1951年冬,我调往陕西潼关五十八团,不久永昶调往徐州六○团。1953年9月我又调北京公安部队领导机关公职,是年,永昶西调兰州一个团工作,1958年又转业甘肃省,转悠了好几个单位,最后落脚兰州定居。我戎马生涯几十年,从西北到华北,又从华北到东北八年,离休回到京城。多年来,我与永昶相隔千山万水,虽然接触见面少了。但是,我们之间的深厚友谊,并未随日月流逝淡薄,仍有书信往来和电话沟通,彼此表达深切思念之情和美好的祝愿。
永昶思想解放,接受新鲜事物快,有魄力、有能力、有闯劲、敢于挑重担。可惜,在军队未重用,转地方却发挥了才华。尤其搞经济有一套,政绩突出,工作出色,在省里是一颗明星,令人敬畏敬佩。
好朋友
“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在人生的旅程中,我和永昶,由他出生到临终,八十多年,相知生死之交,相互帮助、相互关照、亲同手足。1954年春,永昶来信告知他要结婚,我非常高兴,第二天我就给他寄去四十元钱(那时我每月工资才28元),并写了一封长信,表示热烈祝贺,祝挚友幸福美满。1963年冬,我小孩大舅来京就住家几个月要找工作,我无办法,他赖着不走,愁得我多夜不眠。正巧,永昶来京开会相见我将此事向他诉说,满口答应尽快办理,不出半月经联系将继成安排在刘家峡水电站。三年自然灾害期间,他多次从兰州托人捎特产给我,为我排忧解难,深表感激之情。
永昶是位大好人,待人和善,喜欢广交朋友,不论军队还是地方,上至中央领导下至平民百姓,五湖四海,他的朋友遍天下。朋友有难,该出手就出手,尽力相助。困难时代,家乡来人找他购买钢材和汽车,他想方设法如期运到;老师余德丰儿子结婚需要一台彩电,他帮助买好送上门;有几位老乡和老战友找他办事和工作调动,他都热情招待,一一如愿。1990年秋,甘肃三位省级离休干部想外出远游无钱,他得知后慷慨解囊,专门组成一个团队亲自陪同,并电告我陪同小学校长赵正才夫妇同往随团,我们一行十三人,畅游广州、深圳、珠海、海南、广西桂林、南宁、北海等地风景区,旅行月余,大开眼界,大饱眼福,非常开心,皆大欢喜。
我和永昶是世交,两家人来往甚多,他大儿子来京旅行结婚,就住在我家里,我的大儿子小京和二儿子小东赴兰州办事和出游,也住在他家里,亲如一家。我离休后,他邀请我和孩子前往兰州游玩,安排住在牛望庄朱德总司令曾住过的高级套间,好吃、好喝、好玩,相待如宾,热情过人。
永昶因公务经常来京,我们交往更加频繁,每次他到京一下飞机就给我打电话,不是让我到他下榻饭店相会或小住,就是要到我家里吃家乡饭,有时也住我家里,促膝交谈,常常到午夜时分。都是无边无际闲聊、谈天说地、古今中外、老师同学、文革笑话、改革开放、经济建设、社会人生、老婆孩子、家庭生活、无所不及,无话不说,仿佛有说不完的故事。回想激情岁月,感慨油然而生。
2010年深秋,我从海士兰电话中得知,永昶患病并已做手术,尽管手术很成功,仍给我心间蒙上一层厚厚的阴影。我放心不下,毅然决定必须去兰州一趟。八月中旬,我买好火车票,从北京动身专程赴兰州。前来火车站接我的是永昶的小儿子三三,出站后远望小轿车旁边一位手拄拐杖的老人,头戴草帽,不知何人,当我走近一瞧是永昶,他因病魔缠身变成另外一个人,身体消瘦,脸色憔悴,叫我认不出来,当我与他握手时,我心酸了,不由自主泪水在眼眶里打转。我们一起在兰州饭店小住五天,同吃、同住、同上街散步、同去黄河滩观景留影,白天和晚间聊天,我尽力用好言安慰他,多讲些童年和战争年代有趣的事,逗得俩人开怀大笑,以转视线忘记病痛折磨。从言语表情看得出,他对我专程探望,感到欣慰满意。并说:“文华,我们是一起长大,又在一起上学当兵,接触时间最长,关系最好是亲人,这次又千里迢迢看我,非常高兴,非常感谢。”从他病情来看,并不乐观,我预感到永昶驾鹤西去为期不远了,我们这次相会可能是最后一次了。所以,我俩分手的前一夜,在饭店谈聊许久,彼此都流下了生离死别的泪水,泣不成声。第二天他强打精神送我到车站,临进站时,俩人紧紧握手都不愿松开,彼此挥泪告别,回头不语。“依依不舍之离情,深情意远耐寻味。”此后,我们每周一、二次通话,直至他住院昏迷。他与病魔抗争一年之后,于2011年8月15日,与世长辞,享年83岁。
噩耗传来,我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之中,永昶的逝世,使我失去了一位最好的伙伴、同学、战友、朋友。永昶离我们远去了,但他永远活在我心里,我永远会怀念他思念他,愿他一路走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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