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死情

我和永昶同志是同乡、同村、同族人，他属马我属羊，马羊一家，他和我父亲是同辈，因我俩年龄只相差半岁，所以，我从来没有叫他叔长叔短，彼此都相互称呼其名。也许因为一种神奇缘份，是命运共同体，我们从童年至青年，从青年至中年，从中年到老年，友情厚深，往来亲切，保持始终。一生都是好伙伴、好同学、好战友、好朋友，真可畏难能可贵。

好伙伴

小时候，我们从穿着开裆裤和光着脚丫子起，就喜欢一起耍，因我家与他家相距不过三百米，又是土生土长的男孩子，共同爱好多，自然来往也多。那时陕北小山村，穷的当当响，加之落后封建，男女孩不能接触，女娃不准出家门，男娃才能上街玩，三五成群，说说笑笑，打打闹闹，捉猫逗狗，或跳绳、或赛跑、或踢毽子、或摔跤、或在池塘打水仗、或土堆里玩土、各取所好，各找伙伴，玩游戏，这些我们都参与过。不过，儿时玩耍，磕磕撞撞斗嘴打架的事，是家常便饭，不足为怪。永昶和我因鸡毛蒜皮事也争吵过，但未动手打架，彼此友好相处，一起玩得开心，是快乐的小伙伴。

家乡解放后，村里成立少年儿童团，永昶胆大有组织能力，小朋友推选他为团长，十多名男童为团员，我也是其中一员，他带领大家手持红缨枪轮流站岗放哨、查路条、送信件，有时还组织文体活动，搞得很活跃，受到上级表扬。我们长大后，一起放过牛、一起上山砍柴、一起打猪草、一起拾麦穂、一起提筐在马路上拾粪积肥。因他舅家在张村驿，我姑家也住此地，我们经常一起去探亲，又一起返回，俩人合得来，相互关系好。

好同学

1940年早春，本村建立了新政权，我们一起上学，同在一个课桌上。我九岁他十岁，深深懂得贫家农户子弟上学不容易，应珍惜机会。所以，我们学习很努力，读书很用功，作业很认真，考试的分数都在前八名。不幸的是我们在读小学三年级时，他父亲因贩卖大烟土在边境关口被国民党军方查获，押解于洛川城内蹲了一年监狱。永昶是家里老大, 弟弟和两个妹妹都小，他母亲身体多病，只好辍学挑起家庭重任。一个十三岁的孩子，既要忙农田生产劳动，养家糊口，又要隔三岔四赴洛川探望父亲，往返步行八十华里，很辛苦不容易。

儿时的我很同情他的处境，担忧他的学习而着急，思前想后，我主动上门与他商议补课事，他非常高兴。于是，我利用晚间和假期，将老师讲的课给他复讲一二遍。他聪明记忆惊人，凡补的课他都记得八九不离十。1944年7月；我们一同去富县第一完小赶考，双双获录取，让人欣慰。

在县城高小读书期间，我和永昶在一个班级，同住一间校舍，同滚土炕，我们家乡相距县城往返五十公里，都是羊肠小道，还翻越两条大沟，崎岖坎坎，每周放假一天，我们都同回同来。他善良厚道，心直口快，个性很强，爱打抱不平。有位同学个高粗野，见我个小体弱，有意欺辱我，要我的东西我不给就动手抢骂骂咧咧，还打了我两拳，痛的掉眼泪，当时被永昶碰见，狠狠教训了这小子一顿，并指着他的鼻子严厉说；“你小子今后再撒野，我把你的脑袋拧下来当尿壶用，快滚。”从此，这位野小子老实多了，再未发生此类事。

永昶童年时代就脑瓜子灵，思维敏捷，敢想敢说，敢于发表不同见解。有位同学会说会道会吹牛会来事，却很虚伪，劳动耍奸溜滑，就这样的人还被老师提议当选学生会主任、模范好学生。永昶不服气投反对票。觉得此人思想品质不正，不会有作为，关键时刻还会出事，所以不同意，还对老师同学讲，若不信可以走着瞧。果然不出所料，他在解放战争中参军，因环境艰苦，贪生怕死，临阵脱逃，投敌叛变。我军打开敌占领的立石寨子时，我在清查俘虏中发现此人，感到惊讶，昔日的模范好学生，今日变成阶下囚，让人费解。铁的事实证明，永昶的看法是正确的，那张反对票投得准、掷得远、很有穿透力和敏感性。

好战友

我和永昶经历保卫延安和参加解放大西北战争，是生死与共的战友。1947年3月13日，胡宗南二十万大军进攻陕甘宁第一天我们就在一起，老师韩生荣带领我们俩学生，协助牛武镇当地政府干部搞坚壁清野，动员老百姓作好战争准备。当天清晨，我们冒着敌人的炮火，在枪林弹雨中突围，刚爬到半山腰，有十多架敌机轰轰隆隆从南向北低空飞行，靠后边的一架敌机可能看见山坡有人走动，便急速扭过头俯冲，抬头一瞧肯定没好事，我们几个人快步躲藏在路边不远的大石板下面，敌机就在我们站过的位置上打机关枪，还掷下一枚炸弹，滚到相距四十米外爆炸，瞬时土石飞扬，吓得全身冒汗，多亏那块神石，方才躲过一劫，不然都为革命光荣了。我们当晚在黄福田村休息，第二天清早，急急忙忙吃点东西，我和永昶又冒着敌人的炮火和敌机轰鸣声，渡过水面上还有薄冰的洛河西行，在大山间走了两天，边走边打听，爬了几座大山，才找到学校转移的地方，这个小山庄叫“鬼门关”觉得很不吉利，战争时期不讲那些了。不久我和永昶及二十多名师生先后参加人民解放军，天天行军打仗，转战陕北十多个县，行程两千余公里，为保卫延安之战，出了力、流了汗、各自作出贡献。

飒年四月，延安光复，部队整编为一野警四旅，我们同分配在十团，永昶在二营部当卫生员，我在三营八连当文书。大军从陕北挺进黄龙蒋管区，寻机作战。七月间，旅政治部成立宣传组，我与永昶同时被调来。这个组（相当排）共23人，分为两个班，我任命为一班班长，永昶是我班的成员，我们又在一起共事，一起搞宣传，一起同台演出，他对我帮助支持很大，我也帮他入了党，自报作介绍人，彼此关照有加。有次我感冒又胃痛，他主动到后勤部请医生看病拿药，还端来热腾腾的病号饭，我十分感动。1949年过春节，部队驻扎白水县段家河村，那年天寒地冻，十冬腊月，烧炕无柴火，我们睡的土炕凉如冰，冻得人哆哆嗦嗦，只好合衣裹被，打对睡觉两人屁股对屁股来取暖，方才熬到天亮。事过几十年，我与永昶谈起此事，感到艰苦环境的友情，是难忘掉的。

1949年元月，部队又进行整编为四军十二师，我们还在这个宣传组，那时我升为组长，永昶升为一班长，我们一同参加解放钢川、耀县、富平、三原、咸阳、泾阳、西安战斗，以及扶眉战役、兰州战役，还一起参与修建天水至兰州铁路。1950年11月，部队开进河南郑州，改编为公安二十师，我与永昶同在师政机关当干事，一起工作生活。

俗话说得好，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我和永昶自幼一起长大成人，从学校至参军，在一个锅里吃饭八年之久，一起摸爬滚打，时间之长，情感之深，在同学、乡亲圈子内，无人相比。

由于革命事业需要，服从组织，只好别离，各奔东西，天各一方。1951年冬，我调往陕西潼关五十八团，不久永昶调往徐州六○团。1953年9月我又调北京公安部队领导机关公职，是年，永昶西调兰州一个团工作，1958年又转业甘肃省，转悠了好几个单位，最后落脚兰州定居。我戎马生涯几十年，从西北到华北，又从华北到东北八年，离休回到京城。多年来，我与永昶相隔千山万水，虽然接触见面少了。但是，我们之间的深厚友谊，并未随日月流逝淡薄，仍有书信往来和电话沟通，彼此表达深切思念之情和美好的祝愿。

永昶思想解放，接受新鲜事物快，有魄力、有能力、有闯劲、敢于挑重担。可惜，在军队未重用，转地方却发挥了才华。尤其搞经济有一套，政绩突出，工作出色，在省里是一颗明星，令人敬畏敬佩。

好朋友

“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在人生的旅程中，我和永昶，由他出生到临终，八十多年，相知生死之交，相互帮助、相互关照、亲同手足。1954年春，永昶来信告知他要结婚，我非常高兴，第二天我就给他寄去四十元钱（那时我每月工资才28元），并写了一封长信，表示热烈祝贺，祝挚友幸福美满。1963年冬，我小孩大舅来京就住家几个月要找工作，我无办法，他赖着不走，愁得我多夜不眠。正巧，永昶来京开会相见我将此事向他诉说，满口答应尽快办理，不出半月经联系将继成安排在刘家峡水电站。三年自然灾害期间，他多次从兰州托人捎特产给我，为我排忧解难，深表感激之情。

永昶是位大好人，待人和善，喜欢广交朋友，不论军队还是地方，上至中央领导下至平民百姓，五湖四海，他的朋友遍天下。朋友有难，该出手就出手，尽力相助。困难时代，家乡来人找他购买钢材和汽车，他想方设法如期运到；老师余德丰儿子结婚需要一台彩电，他帮助买好送上门；有几位老乡和老战友找他办事和工作调动，他都热情招待，一一如愿。1990年秋，甘肃三位省级离休干部想外出远游无钱，他得知后慷慨解囊，专门组成一个团队亲自陪同，并电告我陪同小学校长赵正才夫妇同往随团，我们一行十三人，畅游广州、深圳、珠海、海南、广西桂林、南宁、北海等地风景区，旅行月余，大开眼界，大饱眼福，非常开心，皆大欢喜。

我和永昶是世交，两家人来往甚多，他大儿子来京旅行结婚，就住在我家里，我的大儿子小京和二儿子小东赴兰州办事和出游，也住在他家里，亲如一家。我离休后，他邀请我和孩子前往兰州游玩，安排住在牛望庄朱德总司令曾住过的高级套间，好吃、好喝、好玩，相待如宾，热情过人。

永昶因公务经常来京，我们交往更加频繁，每次他到京一下飞机就给我打电话，不是让我到他下榻饭店相会或小住，就是要到我家里吃家乡饭，有时也住我家里，促膝交谈，常常到午夜时分。都是无边无际闲聊、谈天说地、古今中外、老师同学、文革笑话、改革开放、经济建设、社会人生、老婆孩子、家庭生活、无所不及，无话不说，仿佛有说不完的故事。回想激情岁月，感慨油然而生。

2010年深秋，我从海士兰电话中得知，永昶患病并已做手术，尽管手术很成功，仍给我心间蒙上一层厚厚的阴影。我放心不下，毅然决定必须去兰州一趟。八月中旬，我买好火车票，从北京动身专程赴兰州。前来火车站接我的是永昶的小儿子三三，出站后远望小轿车旁边一位手拄拐杖的老人，头戴草帽，不知何人，当我走近一瞧是永昶，他因病魔缠身变成另外一个人，身体消瘦，脸色憔悴，叫我认不出来，当我与他握手时，我心酸了，不由自主泪水在眼眶里打转。我们一起在兰州饭店小住五天，同吃、同住、同上街散步、同去黄河滩观景留影，白天和晚间聊天，我尽力用好言安慰他，多讲些童年和战争年代有趣的事，逗得俩人开怀大笑，以转视线忘记病痛折磨。从言语表情看得出，他对我专程探望，感到欣慰满意。并说：“文华，我们是一起长大，又在一起上学当兵，接触时间最长，关系最好是亲人，这次又千里迢迢看我，非常高兴，非常感谢。”从他病情来看，并不乐观，我预感到永昶驾鹤西去为期不远了，我们这次相会可能是最后一次了。所以，我俩分手的前一夜，在饭店谈聊许久，彼此都流下了生离死别的泪水，泣不成声。第二天他强打精神送我到车站，临进站时，俩人紧紧握手都不愿松开，彼此挥泪告别，回头不语。“依依不舍之离情，深情意远耐寻味。”此后，我们每周一、二次通话，直至他住院昏迷。他与病魔抗争一年之后，于2011年8月15日，与世长辞，享年83岁。

噩耗传来，我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之中，永昶的逝世，使我失去了一位最好的伙伴、同学、战友、朋友。永昶离我们远去了，但他永远活在我心里，我永远会怀念他思念他，愿他一路走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