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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专栏:英年早逝的周毅

来源: 潘文鸣
周毅离开人世已经30多年了,作为他的中戏同学,我一直想把他短暂的人生经历写出来告诉世人,特别是如今的年轻人,让他们了解我们那一代知识分子有着怎样的一些经历,曾经是如何生活过和追求过,因为这毕竟是活生生的历史啊。
 
周毅是在文革结束的第二年,即在1977年的清查运动中结束自己生命的,死的时候仅仅30多岁,他的孩子也就两三岁,还不懂事。
 
开始在贵州文艺界流传的消息是,说省歌舞团的导演周毅离家出走,人们纷纷推测,说他可能从云南跑出国门,说不定到缅甸、越南,或者香港去了。大概近半个多月以后,在贵阳城乡结合部的小山上,发现一具已经腐烂的无名尸体,在野狗的撕咬下,尸体的容貌已经模糊不清无法辨认,只是在他的衣袋里发现有几张省歌舞团食堂用的饭票和菜票,人们才推定是失踪的周毅。尽管这样,许多熟悉他的人都有些不相信,认为周毅那么聪明,那么有头脑,一个名牌大学的毕业生,怎么会这样想不开?人们议论说,几十年来,中国以各种名义被整的人无计其数,大家不是都忍气吞声地活过来了?再者他周毅无非是响应毛主席的号召,起来造反,被歌舞团的造反派推选当了几年头头,也没干过什么违法乱纪的事情,何必寻短见?人们都替他惋惜。
 
我对周毅的死,更多的是感到震惊!心想,建国以来,贵州省歌舞团第一个受过专业训练的年轻导演,一个有激情有才气的艺术人才,他本来可以成为歌舞团的灵魂人物,对歌舞团艺术水平的提高起着举足轻重的影响,然而却这样悄无声息地走了!他的确走得太早了!
 
得知周毅去世的那些天,我脑子里一直萦绕着他那坚毅和执着的面容,还有他那沉稳和温和的微笑,并且对他究竟为什么选择结束自己生命的做法,也困惑不解。我真不明白,他为什么会在黎明前的黑暗中,就这样抛弃年轻的妻子和年幼的孩子,走上一条不归路……
 
尽管我对周毅的去世,心中一直感慨万千,有话要说,但在大陆,文革的事情属于禁区,而我所知道的周毅,又主要是他在文革期间的经历,所以,要把周毅在文革中的经历写出来,只能是写给自己看。就这样,周毅的事情就一直压在我的心里,随着年月的流逝,准备就让它烂在心里。
 
来到北美以后,发现在这里并没有那么多禁忌,而且从来没有什么主旋律和正能量这些说辞;相反,亲眼看到即使在一场空难中遇难的加拿大公民,政府为了悼念这些死于灾难的国人,都要把他们的姓名刻在专门修建的纪念墙上。而多灾多难的中华民族,从秦始皇焚书坑儒到日本侵略者的南京大屠杀,到文革中成千上万的人死于非命,那些死难者都无名无姓,这无疑和中国自古以来就没有尊重生命的传统有关。正像老百姓所说,在中国死了一个人就像死了一个蚂蚁。这反映了我们民族文化中极为可悲的一面。这种文化传统是否应该改变?
 
基于以上认识,觉得自己虽然已经进入暮年,还是有义务把周毅的经历告诉大家,也算是对于校友周毅的一点纪念吧。于是,就断断续续把这篇小文写完。由于年代相隔几十年,恕我把当时的社会背景介绍得稍微详细和具体一点。
 
 
周毅和我都是中央戏剧学院戏1965年的毕业生,他学的是导演专业,我学的是戏剧文学专业。
 
提起中央戏剧学院,名声很显赫,但实际上校园和北大及清华比起来,就显得十分狭窄而寒酸。中戏座落在北京市东直门内一个叫棉花胡同的小巷深处,校门仍然沿用旧王府的大宅门,走进校门,校园里的操场面积不大,四周的建筑都很简陋——除一栋方盒子般的宿舍楼和一栋三层高的办公楼以外,几乎都是低矮简易的二层楼和平房,显然这是由原来的一个王府大院改建而成。
 
中戏设有表演、导演、戏文和舞台美术四个系,外加一个少数民族培训班,整个学院的教职工也就是千人左右。全院的男女学生,都住在同一栋宿舍大楼里,也同在一个不大而又类似工棚一样的小食堂里用餐。大家每天出出进进,加上经常的校园活动,各系的同学彼此之间都差不多熟悉,即使没有什么交往,至少面孔也不会太陌生。但我和周毅在这样一个微型校园里生活5年,彼此却没有什么印象,直到65年毕业分配后,我们在贵州省人事局招待所,才互相认识。
 
那是1965年的国庆节后,一天中午,我正在招待所午睡,感觉有一个人站在我床边,我睁开眼,发现一个年轻人正在我床边俯身打量我,注视我,他见我已经睁开眼,便十分客气地问我是不是北京中戏分来的?得到我肯定的答复以后,他马上笑眯眯地自我介绍说,他是中戏导演系的,也分到贵州,名叫周毅。
 
在这远离北京的异乡,听说他来自中戏,见面自然三分亲!我赶忙站起来和他握手,看看室内没有别人,我们便坐在床上交谈起来。
 
他问我,听说你们班上还有一个同学和你一道分来?我告诉他,这个同学姓吴,叫吴桐琪。因为我们班近50个应届毕业生,他们导演系只有20多个,所以分到贵州来的导演系只是他一个。至于为什么有的人能够留在北京,或者是沿海一些大城市,而有的却分到贫穷落后和不发达地区,第一次见面,我们就没有去涉及。因为当时的大学毕业生经过非常有效的洗脑,“思想觉悟都很高”,都是以“听党的安排”和“服从组织分配”,以及“到艰苦的地方去”为荣。后来经过文化大革命,我们才知道,凡是家庭出身成分好,表现又好的,才能留在北京,或者分到部队文艺单位和沿海一些大城市;而家庭出身成分不好,政治思想表现一般或不太令党组织满意的毕业生,才分到贫穷和艰苦的地方,说是让这些人去锻炼和改造。这就是说,周毅的家庭出身和我及我那位吴姓同学一样,都不是根正苗红的“红五类”。
 
我们还谈到从北京到贵阳的路途艰辛,以及对贵阳气候的感受。那时湘黔铁路还没有修建,从北京到贵阳要绕道广西桂林和柳州,然后火车才进入贵州。坐在硬座车厢里,开始还有一种新鲜感,以为自己经过五年的漫长寒窗岁月,终于走上社会,可以拿工资,可以成家立业了……但是经过一天一夜的时间,硬座车厢的日子就变得难以煎熬了。经过三天三夜,精神几乎都要崩溃再也难以支持下去的时候,才终于到达了终点站贵阳。我说,长这么大,虽然小时候也吃过苦,但还没有尝过这种长途乘车的滋味。周毅说,可能吃苦的日子还有,我们要有思想准备。
 
另外,我对贵阳的气候也不习惯。我说,来到贵阳,一下火车,就是蒙蒙细雨,走出车站,恰好遇到的是贵州阴雨绵绵和阴冷逼人的天气,使人不由得想到那句形容贵州的流行语:“天无三日晴,地无三里平,人无三分银”。在乘车到省人事局招待所的路上,环视车窗外作为省会的贵阳城市面貌,给人的感觉也的确是个不发达的城市。周毅说,咱们在北京那种大城市住的时间比较长,到一个新地方,可能要有一个习惯过程。
 
总之,我们的第一次见面的简单交谈,周毅给我留下的印象是,他有一种兄长风范,显得要比我成熟许多。
 
在人事局招待所住了大概不到一个月,省人事局的分配方案下来了。周毅被分配到贵州省歌舞团,而我和那位吴姓的同学则分到贵州省文化局。按当时的政策规定,大学毕业生被分到具体的工作单位以后,还要实习一年,表现合格才能转正,正式成为吃皇粮的国家干部。因此,那年我们分在省文化系统的几十个应届毕业生都被安排参加了市四清工作队,在贵阳附近的农村搞四清运动。可惜,我和周毅没有分在一起,否则,我们之间也可以有个伴,可以进一步互相了解。
说是四清,实际上好多诸如查账之类的工作都是由地方干部担任,我们这些大学生的主要任务就是和农民一道下地干活,好在我是农家子弟,大学五年也经常奉命下乡搞运动。不过,贵州的农民生活习惯和北方不同,早晨起来先下地干活,快到中午11点,才回住地吃早点。我不知道周毅是否能吃这种苦?反正我有一种度日如年的感觉。我也理解那些当地知青为什么不安心农村劳动。好在第二年5月份就发生了文化大革命,我们四清工作队奉命提前回到各自的所在单位,参加本单位的运动。
 
从绿色宁静的郊区回到贵阳,只见满街都是大标语和大字报,诸如“炮轰省委”,“炮轰市委”,“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某某某!”,“彻底粉碎资产阶级的反动路线!”,还有什么“坚决保卫毛主席!”,以及“革命无罪,造反有理 !”等等,这些大标语悬挂在市内繁华的大街上;而控诉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批判工作组的大字报,则是到处悬挂和张贴,甚至有些商店的玻璃橱窗都被大字报遮挡住了……
 
我们从小接受的教育是听党的话,跟党走,要做党的驯服工具,特别是出身成分不好的,还要求“夹着尾巴做人”。所以,从来都是老老实实和规规矩矩,突然看到这些大标语和满街大字报,心中不免有些胆战心惊和困惑不解——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这难道不是明目张胆的反党反社会主义行为吗?
 
因为在1957年给人留下的印象太深刻了,那时我刚刚初中毕业升到北大附近的一所中学,在北大校园里亲眼看见大鸣大放运动中的一些大字报,那些大字报可没有现在这样的火药味啊,但写大字报的北大学生都成了右派……这次运动不是反右派,不是大跃进,不是大炼钢铁,也不是反右倾机会主义,而是要造反,造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反!此外,还要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莫非省市委的领导人都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各单位的头头都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特别是在北京来的南下串联队的带领下,还掀起一场“红色恐怖”运动——把所有凡是所谓封资修的东西,特别是大量文学艺术作品,都要付之一炬!然后是揪斗各单位的头头,文化系统各剧团的书记团长,包括艺校的校长,幻灯厂的厂长……总之,从省市委的领导人到基层各单位各部门的负责人,一律都成了斗争对象。还有就是地富反坏右和有历史问题的人,都被称为所谓“牛鬼蛇神”,这次也一起揪出来,要革他们的命……这可真是天翻地覆啊!后来听说,在北京掀起的这次“红色恐怖”中,每天都有人被红卫兵打死,在北京城里,每天早晨都有板车从一些胡同小巷中往外拉尸体,他们都是死在北京红卫兵的皮鞭或皮带下。这些红卫兵都是十七八岁的中学生,他们穿着军装,戴着军帽,胳膊上带着红袖套,他们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绘画绣花,不是做文章,而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行动。这些话自然不是这些中学生的发明,而是毛泽东几十年前写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的名言。根据领袖几十年前的名言,这些红卫兵就变得无法无天,说抄家就抄家,说揪斗谁就揪斗谁,如果哪个人敢于质问和抵制他们的胡作非为,就要遭到毒打,而且打翻在地,还要踏上一只脚,让他永世不得翻身。这些红卫兵在北京以革命的名义干了许多令人发指的罪恶勾当以后,又跑到全国各省市去串联,实际上就是到全国各地去煽风点火,继续制造“红色恐怖”。
 
贵州省文化系统的造反派,就是在北京红卫兵南下串联队的带领下,毒打了省京剧团的女团长,还给她剃了阴阳头。据说省歌舞团的造反派也跟着北京来的红卫兵参加了这些行动。
 
我抽空到省歌舞团找到周毅,想听听他对文化大革命的看法。见到周毅,我把自己的来意讲了,他说,咱们找一个清净的地方聊聊。我们走到一个僻静处,他听了我对文化大革命的一些疑惑,点上一支烟说,从目前的报纸社论来看,特别是根据北京南下串联队的红卫兵讲,这场运动是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斗争目标就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一切牛鬼蛇神。这场运动的目的就是反修和防修,让中国永不变色。我们应该坚信毛主席的英明和伟大,他能领导中国人民建立一个新中国,也一定能够把中国改造成为一个解放全人类的革命中心……周毅看我还是不甚理解,就建议我再读一读林彪那次关于政变的讲话,以及毛主席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他说,群众运动是天然合理的,有些过火的行为,也是可以理解的。他又劝我到北京去看看,到一些其它城市走走。他说,造反已经是大势所趋……
 
回想我们当时的谈话,自然显得十分幼稚可笑。可是我们当时的思想水平和认识能力无法超越那个时代,当时人们很难认识到红卫兵的过火行为是野蛮的,是对人的基本权利的一种侵犯。同时,也更认识不到毛泽东支持和纵容一些不懂事的中学生在全国范围内大搞“红色恐怖”,使成千上万的无辜死于非命,这既是一种罪恶,也是对人类文明的一种挑战。
 
从歌舞团回来,我觉得周毅讲得有道理,便参加了省文化局机关的革命群众外出串联活动。在北京、上海和杭州果然看到的都是一种热闹非凡的景象:大标语和大字报到处都是,造反派宣传车上的高音喇叭不停地广播造反有理的歌曲,播音员朗读的都是两报一刊上的文章,还有造反组织的声明启示之类,而各机关和各单位已经基本瘫痪……看来,在全国各地造反的确已经是大势所趋。所以,回到贵阳,我也也参加了省文化局机关的战斗队,打起造反的旗号。
 
在一个五月份的下午,我抽空去拜访周毅。走进省歌舞团的大门,只见歌舞团全体职工,包括有舞队、歌队、乐队和舞台美术及行政人员,共一百多人,站在团内的小院里,大家先是在周毅带领下,读毛主席语录,然后是周毅发表演说,大意是坚决跟着伟大领袖、伟大统帅毛主席,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讲着讲着,突然周毅高喊:
 
“在这里,我们东方红公社全体演职人员,向伟大领袖毛主席庄严宣誓……”接着,他扑通一声跪在地上,举起右臂,握紧拳头,歌舞团一百多人也跟在周毅后面,全体跪在地上,在周毅带领下,举起右手向墙上挂着的毛主席像庄严宣誓。这一幕,让我有些心惊肉跳,他们有点像解放军战士出征前,看了《白毛女》演出以后群情激奋,要在战场上为女主角喜儿报仇雪恨。可是,目前并没有刺刀见红的战斗啊!
 
看了歌舞团集体宣誓这一幕,我不禁想到1959年庐山会议之后,当时我正在一所高中读书,有一次在教室里开班会,班主任老师奉命给大家读一篇报纸社论,内容大概是关于所谓“彭德怀反党集团”的事情,报纸读完,也是在团支书和班长带领下,全班同学站起来对着黑板上的毛主席像举手宣誓,大意是永远忠于党,永远忠于毛主席……
 
而这次周毅则是带领大家跪在地上宣誓。我一直怀疑,对于读书人,这种集体宣誓难道真的能起什么作用吗?看来,周毅已经和省歌舞团的造反派融为一体,并且成了他们的带头人。没想到,平日成熟稳重的周毅,也会狂热到这种程度。
那时,省歌舞团向上海学习,已经由贵州省歌舞团更名为东方红公社,周毅则被造反派推举为东方红公社的社长,省歌舞团的一把手。这次拜访,由于他忙于开造反派头头的会议,我们见面只是互相握握手,他带着歉意的微笑说:“我们改日再聊”。
 
回省文化局的路上,我很兴奋,觉得周毅能在歌舞团成为风云人物,也算为母校争光。只不过细想起来,带领歌舞团一百多人跪在地上宣誓,我觉得做法值是否妥当?因为在我的思想里,认为只有在黑社会或者法西斯国家里才搞这一套效忠仪式。后来文革结束,在批判四人帮的文章中说,他们搞的是封建法西斯主义,这话我很认同。不过当时仅仅是一些隐隐的感觉,对造反派的许多行为并没有什么深刻的认识。相反,有时还怀疑自己的觉悟是否不高?对毛主席的感情不深?等等。
 
周毅成为省歌舞团的一把手以后,一直忙于按中央指示精神和省文化系统造反组织头头的具体领导搞文化大革命。可是我们都已经是年近30岁的大男了,到了男大当婚的年龄了。我自己在局机关追求一个打字员,由于出身问题,这个女孩对我犹犹豫豫,我很是苦恼。而周毅的恋爱情况和我大不一样。
 
当时号称中国文艺革命旗手的江青大抓样板戏那段时间,省歌舞团也响应中央的号召,开始排演芭蕾舞剧《白毛女》,而和周毅建立恋爱关系的,就是跳喜儿的一号女主角张锦花。说起这位张锦花,应该说是省歌舞团舞队的尖子演员。作为一名尖子演员,她的身材长相和业务水平都可想而知。在全省老百姓看来,张锦花应该说是贵州的头号大美女,头号大明星。周毅能和这样一个美女谈情说爱,用俗语来讲,那真是艳福匪浅!看来,周毅在政治上,事业上和爱情上都是风光无限,令人羡慕!
 
热恋中的周毅,已经完全变了一个人:他过去不修边幅,衣着随便,头发不顺,现在则开始注意梳洗打扮,衣着整洁,头发理得讲究,在女朋友的建议下,他已经开始戒烟。周毅作为歌舞团一把手,一面要领导全团搞文化大革命;作为导演又要领导全团拍文艺节目;而百忙之中,每次女朋友张锦花排练下来,他还要给她打一盆热水,亲自给张锦花洗脚按摩……可见周毅当时忙得如何不可开交。
有一次我把自己的恋爱苦恼讲给他听,周毅听了以后告诉我,爱就是奉献,就是要无微不至的关心,让自己爱的人高兴满意……可是,面对我的具体情况,我该如何办?他没有进一步说明。
 
就在周毅风光无限的时候,全国开始搞军队支左。所谓“军队支左”,实际上是在全国范围内实行军管。凡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人都知道,1966年运动开始是轰轰烈烈,几乎人人都被卷入运动之中;可是搞来搞去到1968年,大多数人就对运动失去兴趣,希望运动早日结束。可是在全国范围内,许多造反派头头仍然热衷于争权夺利,有的地方武斗不休,在这种情况下,毛主席决定对全国各地所有机关和单位派驻军代表,把造反派手中的权收到部队手中。歌舞团同样也进驻的军代表,军代表成了歌舞团的掌权者,周毅开始靠边站。俗语说,祸不单行,没有好久,张锦花又提出要和周毅分手。
 
分手的原因不知与周毅不再掌权是否有关,但据说主要原因则是与一个叫秦小二的男人介入有关。
 
当时中国和苏联关系紧张,战争一触即发,中央指示要备战,其中一个措施是搞疏散下放,即把城市中有历史问题的人下放到偏远的农村去。张锦花的父亲是国民党的军官,历史反革命,自然被列入疏散下放的人员当中。张锦花的父母还有她的妹妹下到农村以后,对贵州农村那种苦日子过不惯,张锦花就通过熟人关系,找到在公安局工作的秦小二,通过他的关系,慢慢把父母和妹妹从偏僻的农村搞回来,并重新登上城市户口。
 
那时秦小二在贵阳市公安局的刑警队当队长,在贵阳名气很大,可以说是家喻户晓。据说秦小二有一只眼睛安的是狗眼,所以贵阳市民背后都叫他“秦瞎子”。秦小二在贵阳市的出名,主要是因为他对付小偷心狠手黑,凡是抓到公安局的小偷,他不管三七二十一,先打个半死,然后关一些日子才放。当时文化大革命进入半死不活的时期,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握得不够紧,小偷的活动就猖獗起来。所以,贵阳市公安局当时的主要任务之一是抓小偷。那些被抓进公安局的小偷,饱尝秦小二的拳打脚踢以后,出来以后无不对他恨之入骨。听说有一次,秦小二骑的摩托车在马路上熄火,他把摩托车推到路边,蹲在摩托车旁边检修,一个恨他的小偷发现以后,用一根木棒从后面打过去,把秦小二打昏在地,被发现以后,秦小二被人送进医院,住了几天医院,才出来。正是这个秦小二的介入,才导致张锦花和周毅分手。
 
那么,张锦花为什么看中只有一只眼睛并且其貌不扬的秦小二呢?前面已经提到,是秦小二帮忙把张锦花的父母从乡下搞回来,并且通过他的关系重新给她父母和妹妹登上了城市户口。张锦花在求秦小二办事的过程中,每次都是满脸灿烂的笑容,秦小二是个单身男子,他在小偷面前是满脸杀气,心黑手狠;而面对美女张锦花的笑容,他自然要动心了。人们都说,在张锦花求他办事的过程中,他之所以有求必应,并且绞尽脑汁想尽办法,包括花钱请客送礼,他都在所不惜,目的就是要把张锦花搞到手。
 
等秦小二把张锦花家的问题解决以后,他就向张锦花提出要和张锦花做个朋友。张锦花开始还说她有男朋友,实际上秦小二也知道张锦花有男朋友。但是,秦小二说,你的男朋友能够帮你办事吗?他就是一个臭老九,比老子多读几本书,他还能有什么本事?你看我在贵阳市,谁敢不买我的帐?可以说,在贵阳没有我秦小二办不成的事情。又说,你的家庭出身不好,以后遇到的问题多得很,只要有我秦小二在,可以说没有摆不平的……总之,秦小二的攻心术发挥了作用,张锦花经过一段时间的左思右想,加上秦小二的死缠硬磨,最后她放弃了周毅,选择了秦小二。
 
 
军代表的夺权,特别是与张锦花的分手,对周毅的打击十分沉重。我到歌舞团去看他,只见往日精神焕发和微笑时时挂在脸上的周毅,变得无精打采和精神萎靡,人也瘦了许多。
 
不过,他终究是一个有头脑的文化人,他既没有谴责秦小二的做法,也没有责备张锦花的变心。我当时对社会缺乏了解,满脑子都是文学作品中的故事和观念,还愤愤不平地问,张锦花这种行为算不算是对爱情的背叛?周毅反倒十分平静地说,她有选择的自由,再者说,强扭的瓜不甜。他又说,人生难免有坎坷起伏,跌倒也好,碰得头破血流也好,伤口经过一段时间的疗养,会愈合的。
 
我说,在你们歌舞团,常常有因为恋爱而打架斗殴的事情发生,你这种态度,团里人会不会认为你太软弱?他说,你没有看过俄国作家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小说《怎么办》?里面有个人知识分子,他发现自己的妻子爱上自己的好朋友,他虽然内心很痛苦,但他最后选择的处理方法是,写了一封遗书,假装跳河自杀。文学书籍里那些和情敌决斗的描写,我认为是一种不文明的行为……我想,周毅是对的。
 
有一句诗:“天上无云地下旱,过不了的日子另打算”。我在追求那位打字员没有什么结果以后,眼看30岁出头,不想再耽误时间,就把自己的婚姻问题匆匆解决了。周毅也是如此,经人介绍,他和一位电信局的一位郭姓女孩结了婚。
 
在文化大革命时期,由于当时要求移风易俗,反对陈规陋习,一切都讲究革命化,所以一般人家的婚丧嫁娶都办得都比较简单。而我和周毅在贵州都是外乡人,除了本单位的同事以外,几乎没有什么亲朋好友。在这种情况下,加上经济条件所限,婚事办得更是简单——我和妻子回北京探一次亲,回来请单位同事吃几颗糖,就算是旅行结婚。周毅究竟是如何办的婚事,我不得而知。
 
不过,他结婚以后我见过他的妻子小郭。从个子来说,小郭和我的妻子一样,都是典型的贵州矮个子。从长相来看,小郭与张锦花更是不能相提并论。显然,我和周毅的婚姻都谈不上是真正由于爱情的那种结合,无非是相见以后互相并不反感,于是匆匆结婚,了却一桩心事。
 
我一直弄不明白,就是中戏的毕业生为什么在贵州找对象都不顺利?比如我在《一个女大学生的沉沦》里写的徐婉丽(化名),她是64年中戏戏文系毕业分到贵州的,她的恋爱和婚姻简直就是一个悲剧(此文见2013年12月笔者所发的博客文稿)。64年还有一个中戏舞台美术系的毕业生,他名叫张延奎,也是分到贵州省歌舞团。他苦苦追求一个歌队的女生,也是没有成功,最后他在灰心丧气下调离贵州,回到他的老家山东。还有我的同班同学吴桐琪,他的婚姻也是勉强为之,婚后打打闹闹,几年后离婚分手……当时有人说,文艺界的许多女孩不爱书生爱流氓;实际上,这和当时的社会风气有关,那时讲究的是出身成分和权位,而知识文化或大学文凭,一般很少有人看重。
 
话说回来。在文革期间,我们不仅找个满意的对象不容易,而结婚住房问题更难解决。当时全国所有城市里住房都相当紧张,许多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对这个问题都有切身体会。当时我们文化局机关的大学生结婚,实在没有办法,由于局机关不办公,有三对结婚后就住局机关办公室,其中就有我们夫妻。我和妻子结婚时,除了一张床是妻子家提供以外,其余的东西如桌椅板凳等都是原来办公室的。有些夫妻两个都是外地来的大学生,他们结婚就是把两个单人床搬到一起,把两个人的被子抱在一起,就算是结婚了。
 
至于周毅和小郭结婚是如何操办,我不清楚,我只知道他和小郭结婚后就住在歌舞团大门外的一间小木板房里,这间木板房可能就是歌舞团的一间储藏室。当然,那时也有个别造反派头头,就像当年土改期间把地主扫地出门一样,责令走资派从他们住的宽敞楼房中搬出去,让他们去住简陋的工棚,而自己一家住进走资派的宽房大屋。如我的那位吴姓同学,他尽管不是造反派头头,但他善于搞公关,他利用省文化系统造反派头头的权势,住进了原省歌舞团团长走资派贾某的单元房,贾某住的是三室一厅,他结婚时就占了其中一室。而周毅虽然在歌舞团掌过一段时间的权,他却没有这样做。
 
结婚以后,大家就把许多心思用在老婆孩子身上。因为当时几乎所有食品都是凭票供应,诸如白糖、鸡蛋、牛奶、猪肉,还有米面等等,都是凭票和凭证定量供应。老婆生了小孩,除了那些有关系可以走后门的人,还有就是跑长途的司机,像我和周毅这样的人,妻子生小孩,只能凭票买那点少得可怜营养品,假若要给产妇和孩子加强营养,比如买点骨头熬汤给产妇催奶,就必须费尽心思去拉关系想办法。那个时候,物资紧张,社会不安,人们要生活下去,几乎干什么都是靠关系和走后门,否则日子就很难过下去。
 
所以,周毅和我结婚以后,就是这样在生存线上挣扎。
 
仔细想来,我和周毅仅仅是同学和校友而已,实在算不上是推心置腹的朋友。因为在我们的接触中,彼此都没有谈到自己的父母和兄弟姐妹的情况,也没有讲到自己的往日经历,我只想当然地认为他是河北人,家庭出身可能不太好,但不像农家子弟,可能是在一个县城中长大。
 
不过,我知道的是,中戏导演系的学生都是比较厉害的角色,有些是调干生,即直接是从文艺单位的工作岗位上考进来的。说他们厉害,主要是指他们个个生活经验丰富,文艺修养较高,思想水平和工作能力出类拔萃。用专业术语来说,这些学导演的,他们的形象思维和理性思维都相当发达,而且具有相当的组织和协调能力。比如一个剧本在他们手里,他们以导演的眼光,对剧作者的创作思想和剧本的艺术风格比一般演员要有较深刻的理解和准确的把握,在把剧本搬上舞台的过程中,他们要向演员介绍剧本的主题思想和艺术特色,并对扮演剧中每一个角色的演员阐释这个角色的性格特征和个性心理,然后要求演员在舞台表演中把握好他或她的“贯穿动作”,并根据原苏联戏剧大师斯坦尼斯拉夫的表演理论,指导演员如何进入角色等等。所以,当个合格的导演,不仅要有相当高的专业修养,而且还要世事洞明和人情练达,在演员中具有威信。这实际上就是原苏联文艺界所讲的的“导演中心论”。
 
基于以上认识,我对周毅一直是用佩服的眼光来看他的,当我思想上有些什么疑惑,也想向他请教。不过,时间一长,他可能觉得我有些天真和幼稚,所以,他的内心一些想法就不愿意向我坦露。比如在林彪事件发生以后,我说,这对我的震动极大,使我对上层政治人物不再迷信。他看了看我,什么也没说。还有一次,是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时候,我说毛主席到底要把权交给谁?开始是造反派,然后又是军代表,现在要搞三结合,启用老干部……当时他忙于和室内的亲朋好友吃饭聊天,也没有和我多谈。
 
粉碎四人帮后,我们省文化系统办起清查学习班。文革前的的文联党组书记邢立斌复出,主管省文联和省文化局的清查运动。听说邢立斌是个延安时期的老干部,出身地主家庭,在延安时期写过小说,建国后一直是贵州省文化艺术界的领导。熟悉他的人都说,邢立斌喜欢骂人,动不动“娘那个皮”,而又报复心极强,因此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被整得很惨。经过十年的被批斗,关牛棚,如同在地狱里煎熬一样,一下子官复原职,重新成为省文化界的太上皇,他在万般欣喜之余,决心反攻倒算。当时胡耀邦的平反冤假错案的指示尚未下来,所以他说,这次清查运动像五七年打右派一样,不存在平反问题。他对文革造反派恨之入骨,恨不得来个斩尽杀绝。但当时中央有个政策,就是这次清查运动的主要对象是各单位和各部门的造反派头头,以及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以后还继续有活动的造反派;而一般造反派成员,只要文革期间没有违法行为,就不再追究。
 
这次清查运动采取集中办学习班的方式,即把省文化系统的重点清查对象和清查运动积极分子都集中在省军区第三招待所;不同的是审查对象没有有行动自由,而运动积极分子则可以经常回家。在学习班里,首先是被清查对象写检查交代,由积极分子进行揭发批判,实际上就是群众斗群众。但这次几乎所有造反派头头都采取共同的策略,就是拉大旗作虎皮,声称自己是响应毛主席的号召起来造反。邢立斌自然对文革的罪魁祸首毛泽东无可奈何。因此,这次群众斗群众的火力就不像毛泽东时代那样令人胆战心惊了。奇怪的是,周毅曾经是省歌舞团的造反派头头,他却没有被通知到学习班来,而是在歌舞团进行隔离审查。
 
隔离审查期间,周毅失踪,半个月后,在城外的山上发现一具已经腐烂无法辨认的尸体,有关部门确认他就是歌舞团失踪的周毅。周毅之死,像文革中所有非正常死亡的人一样,既不向群众宣布,更不追究什么人责任,只是通知家属而已。至于周毅的上级机关如何向周毅的父母和妻子交代,周毅的父母和妻子态度如何,在一个普遍没有人权观念和人治社会里,是不难想象的。作为周毅的亲属除了伤心和悲痛,他们又能如何?
 
对于周毅的自杀,我能肯定的是他没有什么抑郁症。此外,作为一个年轻的导演,职业本身要求他不能在一个受歧视和抬不起头的环境里工作,这一点也不言而喻。总之我想,他对文化大革命的彻底失望,对自己的前途和命运的完全幻灭,应该是他决心告别人世的主要原因。
 
实际上,在中国文化传统里,既有讲气节的宁为玉碎和不为瓦全,也有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的生存哲学。在毛泽东时代,从上到下,没有挨整的人又有几个?所以,大丈夫能屈能伸,应该是那个时代大家的共同选择。周毅作为一个很有头脑的导演,怎么会选择这样一条结束自己生命的不归路?实在是太令人惋惜!

最后,我想画蛇添足再交代几句关于张锦花的遭遇。张锦花和秦小二结婚以后,有一次夫妻吵架,张锦花搬到歌舞团的单身女生宿舍,打算分居,秦小二带着手枪在歌舞团宿舍找到张锦花,抓住张锦花的衣领,说像提一只小鸡一样,把张锦花带回家中,大骂张锦花一顿,还掏出手枪向天上开两枪,说你给老子老实点,不然我会想修理小偷一样修理你!可见张锦花的日子并不好过。更让人想不到的是,在80年代初期,张锦花出了车祸,脊柱受伤,住在医学院,北京来的专家说,假如用钢筋来固定脊柱,恐怕也没法走路,只能坐轮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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