碧海：从“十一”国庆和“双十”国庆谈共产制度

 

其实，选择这个季节的某一天作为最重要的国家庆典日的，还有发生在1918年俄国创建共产主义制度的“十月革命”节庆日。但这里必须提到的一点是，清朝覆灭以后所建立起来的两个中国政府，先后选择“双十国庆”和“十一国庆”的原因，是否也受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说起来还真的值得推敲。原因是，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皇朝覆灭以后，中华民族想建立一个实施近代资本主义或共产主义制度国家的急切愿望，分别来自欧洲英国的工业革命，和俄国的十月革命成功后所实施的政制模式所引起。

 

虽然“中华民国”的政治制度从理论上讲是属于资本主义，但是建立这个共和国的绝大多数政治领袖，乃至学者文人，也同时受俄国十月革命以后、由列宁所领导建立起来的苏联共产主义政制的广泛影响。

 

举例来说，以胡适为首的清末民初中国知识分子，乃至像鲁迅那样的文人作家，无不直接间接地受到了俄国共产主义革命成功的深远影响。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是，沙皇之下的贫困落后的俄国，与老大衰落腐败无能的清帝国十分接近，也因此，十月革命以后建立起来的苏联，被中国的政治领袖和知识分子看成是一个“革命榜样”。

 

如上所述，当时的著名中国知识分子胡适和鲁迅，就以非常明确地肯定“十月革命”的成就。他们更以羡慕和赞扬的眼光和理论，称俄国的十月革命是“真正的革命”。并自卑地称，中国的国民革命就没有这种“翻天覆地的变革勇气”。对于持有与他们相反的，认为“共产主义制度无法创造社会财富”的知识分子观点，也被反驳称“我们不能单靠我们的成见，就武断地下结论，认为该社会制度之下不能有伟大的生产力”。甚至像鲁迅那样的名作家，虽然拒绝做“红色苏联的应声虫”，但也难免陷入赞扬和肯定苏联的错误观点。他称赞苏联是“一个全新的，真正空前的社会制度。几万万的群众涌现出来，自己做支配自己地位的人”的社会制度。

 

写到这里，我惊叹于当时部分中国知识分子居然能够一针见血地洞见苏联共产主义制度“不能有伟大生产力”。现在证明，这是一个如何超时代的，以社会生产力的角度来否定共产主义制度的卓越见解。

 

对笔者而言，评定一个国家政治制度的是否优越进步，或符合人性，有多种标准，但最主要的是看它能否促使人们为社会创造巨额财富。理由是，任何一种社会组织或政治制度，如果离开了最大限度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其“优越性”就低于零。事实证明，共产主义制度之所以垮台是因为它从头到尾都是生产力的不足，人民始终生活在贫困落后之中；而资本主义制度之所以屹立不倒，一直保持欣欣向荣发展局面的最主要原因，则是资本主义制度讲究人性，释放人性，能够最大限度地激发和鼓励人们的生产积极性所致。

 

共产主义制度之下的人民，则从出生到死亡，人类天性中的自由思考，自由行动，自觉自动创造财富的“自私自利”生产积极性和创造精神，则被完全遏制和抹杀。这就是这个制度失败的根本原因。虽然共产主义制度声言要创造一个“人人平等”的“均富的社会”，但结果却是它既没有达到“人人平等”，同时还让绝大部分的人“均贫”的绝望社会。

 

在那种社会制度下，人们永远生活在从生到死，所有的生活细节和行动自由，都受政治监控和政府限制的绝灭人性的环境之中。这也是为什么共产国家的人民所能够感受到的，永远是一片经济上的萧条凋零，生活上的死气沉沉，社会状态上的一片死寂。

 

没错，由于政治上的残酷压制手段，在这种社会制度之下，暴力犯罪行为极少，社会秩序井然，但是统治者的独裁和优越地位，导致政治上的欺诈和不公现象则比比皆是。在这样的社会，人们的生活看起来似乎是一片宁静，但却永远是死气沉沉，没有进步，没有发展，没有人气，好像完全与世隔绝。共产主义制度扼杀人性的最大反动本质是它扼杀了人类创造财富的“自私自利”的生产积极性。

 

是的，人有自私自利本性，可是人之有别与动物之处是，人是智慧的动物，人类的自私自利本性可以加以引导和组织，使之成为一种既利己又利人的巨大动力。资本主义制度不但能够鼓励和释放这种自利本性，同时又能够鼓励和激发互利互惠的竞争力量。这种“原始动力”就能够为社会创造出无穷无尽的物质财富和精神宝库。这种制度令人类社会处于不断竞争，不断改进，不断发展的发展轨道。实施自由民主制度的资本主义国家之所以能够经济发达，文明进步，就是一个最好的例证。

 

实施资本主义制度的台湾人民的人均收入十倍于中国，而共产中国之所以能够令十几亿人民彻底脱贫，过上丰衣足食的生活，也是拜实行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之功。